第二天——上午 索尔兹伯里（第8/17页）

时至今日，每当听到针对爵爷的各种说法，每当听到这些日子里甚嚣尘上的有关他的行事动机的那些愚蠢的诛心之论，我就会高兴地回忆起他在那间空荡荡的宴会厅里说出的那番肺腑之言。在以后的这些岁月当中，针对爵爷的所作所为无论曾有过如何纷纭复杂的说法，至少我个人从未怀疑过，他所有的言行无不源自他内心深处渴望伸张“世界的正义”的终极愿望。

那个夜晚过后没多久，就传来了布雷曼先生在汉堡至柏林的一列火车上开枪自杀的噩耗。爵爷自然是非常难过，并马上制订计划，对布雷曼夫人致以哀悼之情并予以经济援助。然而，在经过好几天的努力之后——其间我本人亦曾竭尽所能给以协助——爵爷都寻觅不到布雷曼先生家人的任何行踪。看来，他已经有挺长一段时间无家可归、妻离子散了。

我相信，即使没有这个不幸的消息，达林顿勋爵也会开始他日后的那些作为的；他那唯愿终结不义与苦难的渴望就深深地根植于他的本性中，他是不可能改弦更张的。事实上，布雷曼先生死后不过几个礼拜，爵爷就开始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致力于解决德国的危机。众多政府的权贵与社会上的名流都成为府里的常客——我记得，这其中就包括了丹尼尔斯勋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先生和H·G·威尔斯[3]先生，那位著名的作家，以及其他很多“不宜公开”的人士，在此我也就姑隐其名了——这些来宾经常和爵爷一连好几个钟头闭门密商。

有些来宾事实上是绝对“不宜公开”的，我得到指示要确保不能让仆佣们得悉他们的身份，有时甚至都不能让人看到他们。不过——我可以自豪而又感激地说一句——达林顿勋爵从来都未曾试图避过我的耳目；我还记得有好几次，某位大人物一句话说到一半就停下来，警惕地瞥上我一眼，而爵爷无一例外地都会保证说：“哦，但说无妨。在史蒂文斯面前您什么话都可以讲，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于是，在布雷曼先生去世后的大约两年间，在爵爷与那段时间已成为其最亲密盟友的大卫·卡迪纳尔爵士的不懈努力下，已成功地聚集起一个由重要人士组成的广泛联盟，其共同的信念是德国的现状已经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了。这其中不但有英国人和德国人，还有比利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他们的身份则是高级外交官和政要、杰出的神职人员、退役的军方士绅、作家与思想家。其中的有些绅士是因为跟爵爷的见解一致，深切地感觉到在凡尔赛签订的和约远非光明磊落，为了一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而继续惩罚一个战败国是不道德的行径[4]。其他人显然对于德国或是她的子民并不这么关心，但他们认为该国的经济乱象若不得到遏止，则极有可能以惊人之势蔓延至全世界。

等到一九二二年初的时候，爵爷已经开始为心中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努力了。这就是将这群同道中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齐集达林顿府，举办一场“非官方的”国际会议——会议将集中讨论《凡尔赛和约》中最为苛刻的几个条款的修订办法。为了使他们的努力不至于付诸东流，任何此类的会议都必须具有足够的分量，如此方能对于“官方的”国际会议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专为重新检讨和约的内容这一目的已经正式召开过几次会议，但其结果却只是徒增混乱和怨愤。我们当时的首相劳合·乔治先生已经呼吁于一九二二年春在意大利再次召开一次大型会议，爵爷最初的打算就是在达林顿府组织一次聚会以便确保意大利的会议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虽然爵爷和大卫爵士不遗余力地辛苦工作，但这一时限确实还是过于紧迫了；但随着乔治先生倡议举行的会议再度无疾而终，爵爷于是着眼于计划来年将于瑞士举行的下一次大型会议。

我还记得那段时期里的一天早上，我在早餐室里为达林顿勋爵端上咖啡的时候，他有点愤愤地把手里的《泰晤士报》折起来，说道：“这些法国人。我真是，说实话，史蒂文斯，有点受不了这些法国人。”

“是的，先生。”

“而且想想看我们还必须得在全世界面前跟他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一旦被人提醒到这一点，你就巴不得好好去洗个澡。”

“是的，先生。”

“上次我在柏林的时候，史蒂文斯，奥费拉特男爵，家父的老朋友，走上前来跟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再这样下去我们就承受不了了吗？’我真是很想直接告诉他，这全是那些可鄙的法国人干的。这么胡闹可绝非英国人的行事风格，我想跟他说。可我转念一想还是不能这么做：绝对不应该诋毁我们亲爱的盟国。”

可是事实上，正是由于法国人在解除德国人免受《凡尔赛和约》苛酷条款的限制方面最不肯通融，也就更为迫切地需要在达林顿府举行的聚会上至少请到一位对于本国的外交政策拥有明确影响力的法国绅士与会。的确，我就听到爵爷数度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位人士出席，则任何关于德国问题的讨论都不过是自娱自乐。于是，爵爷就和大卫爵士开始着手解决筹备工作的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在此期间，我亲眼目睹他们迭遭挫败仍不屈不挠的精神境界，真是令我感佩不已，五体投地。他们发出了无数信函和电报，而且在短短两个月内爵爷就三度亲赴巴黎斡旋。最后终于征得一位声名显赫的法国人的承诺——我将只称呼他为“杜邦先生”——同意在严格地“不宜公开”的基础上参加此次聚会，会议的日期也由此得以确定。也就是一九二三年那个令人难忘的三月。

随着会期越来越近，我所承受的压力在性质上虽远不如爵爷肩负的那么巨大，但也绝非是微不足道的。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有任何一位客人在达林顿府逗留期间稍感些微地不够舒适，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不仅如此，由于与会人数的不确定性，我事先的准备工作也就格外复杂化了。这次会议的级别极高，正式的与会者仅限于十八位位高权重的绅士和两位女士——一位德国的伯爵夫人以及那令人敬畏的埃莉诺·奥斯汀太太，她当时还住在柏林；不过由于每位与会者都有充分的理由携秘书、贴身男仆和翻译一同前来，要想确知这些随同人员的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者说来，有一部分与会者肯定会在三天的会期之前提早到来，以便为自己留出充足的时间做好准备工作并估定其他客人的具体心态；然而他们提前抵达的准确日期仍属未定之数。我能够确定的只有府里所有的仆役员工不仅需要不遗余力地努力工作，需要随时保持最为警觉的待命状态，而且还得具有非同寻常的灵活和变通性。事实上，我一度曾经认为如果不从府外引进更多人手帮忙的话，我们面临的这一巨大的挑战恐怕难以顺利完成。但如此一来，不但是爵爷肯定担心会引起外界的谣诼蜂起，也会使得我在承担不起任何失误的情势下，出现不得不仰赖完全不知底细的外人的窘境。于是，我开始着手以一种，在我想象中，一位将军为一场战役做准备的态度来为即将到来的重大日子做好准备：我以无以复加的谨慎态度拟定了一份特别的员工配置规划，预先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和不测；我仔细分析了我们最薄弱的环节所在，为此专门制订了若干应急计划，以便在果然出现问题时即可施行补救措施；我甚至对全体员工做了一次军队里惯用的“鼓气讲话”，让大家认识到，尽管他们必须拼力工作到精疲力竭的程度，但能在未来的那几天里克尽厥职，他们必将感到莫大的自豪。“历史极有可能就在我们这个屋檐下创造出来，”我这样告诉他们。而他们因为深知我绝非那种夸大其词之辈，也就都能清楚地认识到某件意义重大的事件即将在我们府里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