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丽的岁月（第5/8页）

“第四个，”她说，“就是尤普舅舅。他的一条腿在俄国被打断了。他是死在战俘营里的。”

我们沉默下来。我忽然想，我现在问问她吧。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我至少可以挑起这个话头，也许她会说一句“我很抱歉”，于是我问母亲：“那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狠地打我？”

答案马上就来了：“我没有打过你。”

我沉默了，加速行驶，高速公路是笔直的，空荡荡的，阳光照耀着，远处出现了一座桥。“妈妈，”我说，“如果你连一次，就这么一次都不肯承认，承认你那么狠地打过我，我就冲着那个桥墩撞过去。见鬼。”她不说话，我继续开，桥越来越近了。我并线到左道上，朝着中间的桥墩开去，突然之间心静如水。

好吧，又能怎么样呢，我想。也许我跟弗洛拉的交往又是一个错误，有什么了不起，一切还不是都会过去。我的心情异常平静，甚至是如释重负，好像我用不着再做什么决定，有人代替我做出决定了。我死死地盯着桥墩，只等待着碰撞，一边想，我的生命——还能怎么形容呢——是充实的，恰恰是和我母亲一起死去，一起下葬，并排躺着，没有爱，进入永恒，阿门。“丢掉你与生俱来的恐惧吧，我不害怕，我不是一具骷髅……”我想到这里，几乎是快乐的。桥墩越来越近了。母亲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叫道：“是的是的，可是让我怎么办，我实在拿你没有办法。你那么小就跟男孩子胡闹。”

我放慢了速度，回到右道上，我们两个都长出了一口气。“你那时候很难缠，”她说，“而我的生活又不幸福。”

“就因为这个你就那么狠地打一个小女孩，打得她流血？”我问，直视着前方。“上帝啊，流血，”她说，“还什么小女孩呢，你都会躲到角落里跟男孩子亲吻了。我看见过。你跟你爸爸一样。”

我想起来了，那种纯洁的、孩子气的吻，对方是我在舞蹈课上认识的朋友。我那时候多么渴望爱，因为家里没有爱。就为了这她打我。

母亲沉默了许久，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我当时就后悔了。”我伸过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拒绝。我用左手把着方向盘，右手握着她的手。我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举动，而她又什么时候允许过这样的举动。汽车在我们的沉默中向前行驶。忽然她又开口了，很高兴的样子：“这里就是瑞士了吗？”“是的，”我说，“要不要我走乡间小路，不走高速路？沿着四林州湖开？时间长一点，但是景色美极了。”“啊，太好了！”她说，“我一直盼着去看看威廉·退尔生活过的地方是什么样。”

我笑了起来，“你还真以为有过这么个人物？”我问。她生气，说：“你到底在想什么，总督啊，你去跟老天爷算账吧，你准得送命，你的天数已尽。我从前宁静度日，与世无争——这弓箭只用来射那林中的野兽，是你逼使我行险侥幸，见怪不惊，把我洁净的沉思的甘泉变成蛟龙的毒涎。多棒啊，是不是？他不得不将箭对准他的孩子，最后他说，我在那一刹那极度痛楚里立下的誓愿，是我神圣的义务——我要履行。差不多就这样。是啊，我们都有我们必须承担的负担。”[4]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诗句？几乎是半部剧本了，”我问，“我什么都记不住，而你……”“熟能生巧嘛，”她说，“那些躲避空袭的夜晚，我们都是靠读书和背诵来打发的，就着烛光。”“我们？”我问。她说：“我和卡拉。那时我们的丈夫都去打仗了。”

“可是你至今还记得那么清楚。”我说，“我觉得这真是了不起。”“因为我总是一个人嘛，”母亲回答，“我就和我自己说话，不断地重复那些句子。”

我驾车穿过几个小村庄，沿着湖畔行驶，她陶醉地喃喃念着路牌上的地名。有一次，当一座小小的乡村教堂出现的时候，她吟诵起来：“小塔的尖顶、本笃会教堂的屋脊，还有山墙，耸立在杉树的树梢之上。”[5]

我思索着，母亲身上潜藏着多少生机与力量，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轻松愉快地相处？我总有一种感觉，她不喜欢我，这使我在她面前一副犟脾气，态度冷漠又生硬。而她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不知怎么变得酷似我的父亲，而自从他解甲归来她就不想要他了——在他们那一代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在战争年月中变得独立而刚强。而那些男人带着肉体和心灵的创伤从俄罗斯回来了，重新占据了他们本来已经失去的地位，还想对家里的一切指手画脚——保险箱在哪儿，怎么教育孩子，让女人们回到灶台边去。那时候很多家庭都破裂了。我们这些孩子几乎没有机会去跟这些陌生瘦弱的男人，跟我们从战俘营归来的父亲建立感情。我记得父母之间有过一次很激烈的争吵，母亲冷冷地看着父亲，用一句话结束了争吵：“别再做戏了，你跟那些人有什么区别，都是刽子手。”

她就用这句话打破了他为了卫护自己而垒起的坚墙，于是他开始喝酒，交上了那两个女朋友，由此我们的家庭慢慢地完结了。

我把一盘舒伯特的录音带塞进录音机里，母亲似乎和我一样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她马上说道：

“音乐，你这上天的礼物，充满崇高的力量和甜美的柔情，当痛苦使我们心碎，你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你的存在。”[6]然后她看着我，笑着说：“和你一起旅行真好。”在我的记忆里，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样亲切的话。

我们在库斯纳赫特休息，吃嫩牛肉，配着新鲜的面包，还要了葡萄酒。她和我一起坐在桌旁，矮小而矍铄，穿着蓝色的衣服，两颊微微泛红，时时用她那挑剔的眼神看我。

“你幸福吗？”她忽然问。我想也没想就说道：“不。”她点点头。“和你爸爸一个样，”她说，“没有那个本事让自己幸福。他们一家人都那样，没有一个过得幸福。只除了卡拉。”

“卡拉姑妈怎样呢？”我问。母亲说：“她很坚强。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是没有卡拉，我根本熬不过那个打仗的年月。”她啜了一口酒，瞥了我一眼：“你也熬不过。”接着，她又轻声补充一句：“要是没有卡拉，就根本没有你了。”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感觉到此时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在她心里，在我们之间，有一扇门开启了。她也明白，她不能不作任何解释就把这句话撂在这里。她揉着一个面包球，并不看我：“我原本不想要孩子。在那个战争年月，谁想要孩子呢！那时卡拉也把孩子打掉了，没有任何问题。而我——一直到怀你五个月的时候，我什么法子都试过了，用肥皂水灌肠，卡拉拿毛衣针往里面刺，我怀里抱着砖头从桌子上往下跳——可是没有用。你不肯走，你要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