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丽的岁月（第6/8页）

我屏住了呼吸，我的心在狂野地跳动，脑海里出现了几千个画面和无数个问题，心里是一片泪海，全身混合着恐惧与幸福。恐惧，为了生。幸福，为了生。

她说：“我们都以为，你经过这些折磨，肯定是个残疾孩子。可是你非常健康。是卡拉把你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在厨房里。炸弹到处乱飞，别人都躲到防空洞去了，我们两个在厨房里，只有烛光相伴，窗玻璃都炸飞了。忽然，你降临人世了。我的上帝啊，你确确实实是个健全的孩子。我和卡拉高兴得号啕大哭。”

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在那个时代要孩子是一种怎样的牺牲，何况是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男人的孩子。他在婚后十五年都没能给她一个孩子，可是偏偏在战争中休假时给了她一个孩子。

我是那样强烈地感觉到母亲因为我是个健康的婴儿而产生的喜悦，几乎想把她搂在怀里，就像一种爱的宣言。但是我犹豫了一秒钟，就在这时服务生到我们桌旁来结账了。

在我们继续上路之后，我差点把弗洛拉的事情告诉她。我想就这样坦率地跟她说，我爱上了一个女人，这究竟是不是爱情，在我有过长久的婚姻生活之后，有了两个儿子，还有过那么多绯闻之后。但是，我当然什么都没有说。这样的话题怎能跟我的母亲开口呢，我想。

我驾车穿过瑞士境内，身边的母亲变得安静了。她偶尔打个小盹儿，一会儿却又清醒了，坐得笔直向窗外看。“我能看到这一切，这多么好啊。”当我们在基来索驶上通往米兰的高速路时，她忽然问：“昨天的柠檬卷你吃了吗？”“没有。”我老老实实地说。她点点头：“我想到了。”说完这话，她当真睡着了，直到我在米兰市内拐来拐去找旅馆时她才醒来。

我订了两个单间，住两个晚上。她问我：“以后你住哪儿？”“住在同事家。”我说，帮她在房间里安顿好。晚上我们出去了，我一再地跟服务生说，她的菜里千万不要放大蒜。没过多久她就成了餐馆里的女王。“老妈妈！”这喊声不断响起，她的特殊要求把所有人支使得团团转。她清晰地用德语说：“不要那种什么‘浓缩咖啡’，我要真正的咖啡，不要太浓，要加牛奶，但不要小盒装的牛奶！”在我给她翻译的时候，她觉得很奇怪，她说得那么清楚，怎么别人会听不懂呢？咖啡，牛奶，不要太浓，我的上帝，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懂得这几个词呀，难道不是吗？她觉得这些意大利人很和善，可是理解力成问题。

这个晚上就在不寻常的平和气氛中过去了。当我们两个在不属于自己的空间里的时候，彼此之间就是另一种气氛。我看出来她已经很疲倦了，就把她送回旅馆，自己又出去了一会儿，到酒吧里喝了几杯，想一些事情——想她，想我，想弗洛拉，想我们所有人对生活的期待和生活对我们的打击。我们真的可以实实在在地把握什么吗？还是只能听天由命？我忽然发现自己也像她一样，脑海里浮现出了诗句：“这样一个生命之神会无缘由地编织地毯吗？痛苦是一种闪念犹如五彩的图案，而所有苦难的表情都不过是装饰？”[7]我想，看啊，我们两个比我们以为的要相似得多。有某种意义存在吗，有某个神秘的图案存在吗，或者这一切都只是偶然的装饰，她的强硬，我的不安分，她坚决地与爱和温情诀别，而我却如饥似渴地期盼着它们？

我有点醉了，第二天早晨她来敲我的房门时才醒来。

“我去吃早饭，”她喊道，“起来吧，天气很好呢。我在下面等你。”

我去吃早饭的时候，她在跟服务生哇啦哇啦地说话。她不会说意大利语，他不会说德语，但是她生气地举着面包：太白！太软！服务生给她拿来了颜色较深的面包，这才得到了她的称赞。她掌控着一切，就好像她这一生都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遨游。她身上潜藏着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啊，在她那苦难卑微的暮年生活中却没有一个阀门来开启这种力量。

这是舒适晴暖的一天，我们在米兰街头散步，她穿着浅灰色半高跟翻毛皮靴，我穿着有利于健康的平跟鞋。今天我知道了，只为了她穿的鞋子，我就会那样爱她，欣赏她，可是直到她去世之后，我才明白过来。

我们四处游荡，大教堂旁边的画廊，购物中心，时装街蒙提拿破仑大道，满街都是时装设计大师的商店——华伦天奴，古奇，温加罗，芬迪，硕大的橱窗里陈放着三千马克的草莓红鞋子或八千马克、只此一件的五彩女式小衬衣，换算成里拉，价码都是好几百万。母亲说不出有多么惊讶，对着价码和商品指指点点，当一个高傲而美丽的女店员从里面望向我们的时候，她拍着自己的额头，向那个女店员——她马上就转过身去了——做出一副鄙夷的样子：“花几百万买一件小衬衣！你们都是疯子！”她喊道。

在一家很雅致的小内衣店里，我给母亲买了一件漂亮的丝质睡衣。为此费了半天口舌才说服她，但她其实很开心，套在裙子外面试了又试，在商店里走来走去。“这么贵！”她说，“我还从来没有穿着睡衣让人看到过呢。谁知道呢，也许快死的时候会让人看到。”后来，她真的奄奄一息的时候，穿的是那种后面开襟的病号服。但是安葬她的时候我们给她穿了这件在米兰买的真丝睡衣，这件衣服买了以后她就再也没穿过。或者说，这件衣服跟她一起火化了。

晚上，我们坐在一家安静的小酒馆里，吃煎玉米饼，配着切得细细的煎牛肉，调味酱的味道也好极了。“今天我请客。”母亲说，又给我要了一杯葡萄酒，自己要了一小杯白酒。她跟着服务生走到柜台前，让人把每一种酒都指给她看。她骂了他几句，因为这里居然没有黑莓酒。最后她要了卡尔瓦多酒。

“干了，一定要干了。”酒杯放在面前时，她这样说。她高高地举起酒杯，几乎一口就干掉了，活像她家乡鲁尔工业区的矿工。我忍不住笑了，我还从来没见过她这样，她也有些醺醺然。我试探地请求她：“讲讲以前的事吧。”她真的打开了话匣子，第一句话就那么出人意料，那么好笑，让我俩大笑了将近十分钟。她说：“战争结束之后，露茜到东边去了，给企业干活，干得还挺快活，成天精神十足。”

我觉得这话真可笑，笑得半天停不下来。可是我记起了露茜姨妈寄给我们的包裹，里面装的是腻死人的代用巧克力，而她想让我们回赠给她一些咖啡。“她为什么到东边去了呢？”我问。“因为她信仰社会主义，”母亲说，“我家里人当年都是左派，工人啦，社会主义者啦。不过你爸爸和他那帮兄弟都是纳粹分子，一群傻蛋，跟屁虫，满脑子幻想的家伙，一心想着穿上笔挺的官衣耀武扬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