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躲闪重拳（第14/19页）
他做到了，按他自己的方式完成的，谁也没有退缩。谈到物种的适应力，没人张口结舌，没人沉默寡言，也没人胡乱跑题。平庸的话题，不错，老一套，的确——太多的空泛言词、老生常谈、陈词滥调。但斯蒂娜没有白白地在奥特泰尔河边长大：尽管都是陈词滥调，可她懂得怎么说得好听。即使科尔曼在介绍三位女士相互认识前就蒙上她们的眼睛，而且一整天都让她们蒙着眼交谈，她们的谈话也不会比此刻微笑地直视对方眼睛所说的话更有内涵，其用意也不会超出标准的范围：即，我不会说任何可能得罪你的话，倘若你不说任何得罪我的话。不顾一切代价地遵守体面的规范——在这方面帕森家和西尔克家不分彼此。
说来奇怪，把三位统统都弄糊涂的是关于斯蒂娜的身高问题。对，她五英尺十一，几乎比科尔曼高出整整三英寸，比他妹妹或母亲高六英寸。但科尔曼父亲是六英尺一，而瓦特比父亲高一英寸半，所以对这个家庭来说高大本身并不新鲜，即使对于斯蒂娜和科尔曼来说女方碰巧比男方高。然而斯蒂娜的三英寸——大约相当于从她的发际到眉毛的距离——却引发出关于身体畸形的具有颠覆性的、几乎酿成一场灾难的对话，直到十五分钟后科尔曼嗅出一丝辛辣味，女士们——三个同时——冲进厨房去抢救快要着火的饼干。
在那以后，从午餐开始到结束，直到年轻的一对动身回纽约，再没有出现过丝毫的纰漏。从外表上看，完全是个体面家庭所梦想的圆满快乐的礼拜天，正因为如此，必然与生活本身形成强烈的反差，即使家里最年轻的成员都已亲身体验到生活所固有的不稳定因素一时一刻都不甘心受到整肃，更不用说当它被逼而显露出预见之中的本质时。
斯蒂娜是在载着她和科尔曼的列车黄昏时分回到纽约，驶入宾夕法尼亚站时才放声大哭的。
据他所知，从泽西出来的一路上她都是把头靠在他肩膀上熟睡着——实际上他们在布里奇教堂站一上车她就开始睡觉，以消除下午她出色的努力所造成的极度疲劳。
“斯蒂娜——出什么事了?”
“我做不到！”她大叫一声，接着，没有再做任何别的解释，大口喘着气，痛哭流涕，死命抓着手袋捂住胸口——连睡着的时候他一直替她拿在怀里的帽子都忘记了——独自一人冲下火车，飞奔而去，似乎后面有人追杀，自此便杳无音信，再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或约他相见。
四年以后，1954年，他们突然在中央大车站外几乎撞了个满怀。两人同时停下脚步，拉起对方的手，谈话的长度足以重新召回他们分别是二十二岁和十八岁时相互在对方身上唤起的神奇感，然后各奔东西，都沮丧地明白诸如这次邂逅般精妙的奇迹以后再也不可能发生了。他当时已经结婚，快要做父亲了，在亚特尔斐当古典文学讲师，进城来办事的；而她在街那头雷辛顿大道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仍然单身，仍然漂亮，但现在已是个成熟的女人，一个衣着相当时髦的纽约人，显然跟现在的她到东奥兰治去，结局肯定会大不相同——倘若访问顺延至今的话。
那是个已经被终止的路，现实已明确投了反对票的结局——他脑海里只有这一个念头在盘旋。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忘记她，她也根本没有忘记他，在他转身离开时，懂得了过去除了阅读古希腊悲剧外从不费心理解的东西：生活如何轻而易举地就成了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一个人的前途如何偶然地就成了定局……可是在另一方面，当事情看来万无一失时，命运却又显得多么难以捉摸。也就是说他从她身边走开时，什么也没有理解，知道什么也理解不了，虽然他幻想自己可以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理解他固执地要掌握自身命运的决心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要是这种事情是能够理解的。
她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寄到学院转交给他的迷人信件写在两张纸上，谈到他们第一次在他萨利文街的房间约会时他令人惊讶的“猛扑”技巧——“猛扑，几乎像那些鸟一样，它们飞过陆地或者海洋，窥见什么东西在动，什么血气方刚的东西，便猛地扎下去……一把抓住”。信是这样开始的：“亲爱的科尔曼，我非常高兴在纽约见到你。我们的会面虽然很短暂，但我见到你以后感到一种秋意萧瑟似的惆怅，或许是因为自我们初识以来的六年时光让我清清楚楚地明白了叫我心痛如绞的事实：我生命中有多少时日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你看上去棒极了，我很高兴你生活快乐……”末尾那有气无力，飘忽不定的旋律由七个短句和一个充满渴望的结语构成，他反复阅读之后，认为这几句话表达了她对自己的损失感到遗憾的程度，也是一种承认自己悔之莫及的暗示，痛楚地向他发出了一个隐晦曲折的致歉的信号：“好了，就这些。我甚至都不应该打扰你。我答应以后再也不会了。保重。保重。保重。爱你的斯蒂娜。”
他一直没有把信扔掉，当他在文件堆里碰到它时，不论正在做什么，都要停下来看一遍。他都有五六年把它给忘了。他思索着那天在马路上轻吻斯蒂娜的面颊，跟她道永别以后的念头：如果她嫁给他——如他所愿——她会知道一切，那么，随之而生发的关系到他家人、她家人、他们自己儿女的一切，都会跟他和艾丽斯结婚后的情况截然不同，发生在他母亲和瓦特身上的事也会很容易地就避免了。斯蒂娜当时如果说“没关系”，他就会过着另外一种生活。
我做不到。这句话包含着智慧——相对于一个年轻女孩而言的大智慧，绝非那种二十岁女孩普遍拥有的智慧。但正因为如此，他才爱上了她，正因为她这种坚实的智慧——为自己着想的常识。如果她没有……如果她没有，她不可能成为斯蒂娜，而他也不可能要她做妻子。
他反复思索着这些无用的念头——对像他这样并无巨大才华的人无用的念头，如果对索福克勒斯另当别论的话。一个人的命运成为定局是多么的偶然……或者说，当它是无可避免的时候，却显出多么偶然的一派假象。
在她第一次向科尔曼描述她本人及其出身时，艾丽斯·吉特尔曼已具有任性、聪明、暗中叛逆的个性——从小学二年级起就秘密策划如何逃离令她窒息的环境——一个整日轰鸣着对每种形式的社会压迫（那特别是拉比的权威及其弥天大谎）的仇恨的帕萨克家庭。她那说依地语的父亲，如她所刻画，是个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以致没有让艾丽斯的两个哥哥施行割礼。同时，她父母自己也不屑去领取结婚证，并拒绝向世俗婚礼俯首称臣。他们自认为是夫妻，自我标榜为美国人，甚至称自己是犹太人。这两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移民无神论者在看到一位拉比路过时，会立刻朝地上啐一口唾沫。但他们却自由自在地爱怎么称呼自己就怎么称呼，并不要向一切天然及善良东西的敌人的伪君子——如他父亲轻蔑描述的官方以及非法执掌大权的家伙们——征求许可。位于默特尔道，他们拥有一爿家庭糖果铺，一间拥挤不堪的店面，那么小。她说：“你别想把我们五个人并排放进去。”在汽水箱上头，在那面布满裂纹、污渍斑斑的墙上悬挂着两幅肖像，一幅是萨科，另一幅是凡塞逖，都是从报纸的插图页上撕下来的照片。每年8月22日是马萨诸塞州1927年以谋杀罪名——艾丽斯及其兄长被告知纯属捏造——处决这两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周年纪念日，生意都要暂时停下，全家人退避进楼上那间狭小、幽暗的公寓房间，其疯狂的混乱与楼下的店面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绝食一天。这是艾丽斯父亲，做出教长的模样，以凭空杜撰的仪式，古怪地模仿犹太人的赎罪日。她父亲对他所谓的思想并没有真正的认识——深深植根于他心里的不过是绝望的愚昧、无从剥夺他人财产的痛苦、一筹莫展的革命者的仇恨。每句话都是咬牙切齿地吐出来的，每句话无不是危言耸听。他知道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名字，但对他们的著作却一无所知。他在公寓房间里无时不刻不把依地语周刊《劳工自由之声》拿在手里，每夜他却很少不是没看上几个字就呼呼入睡的。她父母，她向科尔曼解释——一切都是当他在华盛顿广场邀上她以后，坐在布里克街咖啡馆里戏剧性地，异常戏剧性地发生的——她父母其实是头脑简单的人，被一个他们连说都说不清楚，更无法进行理性辩护的幻想所控制，可是为了这个幻想他们可以狂热地牺牲朋友、亲戚、生意、邻居的善意，乃至他们自身的神志，即使他们孩子的神志也在所不惜。他们只知道与他们毫无共同之处的是什么，而那些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艾丽斯眼里，却是身边的一切。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的一切——它不断变动的力量、无处不在的利与害的潜网、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战斗、无休无止的吞并降服、派系的纵横捭阖、狡诈的道德术语、习以为常的仁厚独裁、变幻不定的稳定的幻觉——社会之成其为社会的一切，始终如此、必须如此的一切，对他们而言，居然跟康涅狄格的扬基人眼中的亚瑟王朝一样陌生。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因为他们被最为牢固的纽带与另外某个时代或地域相连，尔后又被逼迫到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落户的缘故：他们更像是直接从摇篮踏入成年时期的人，没有接受过有关人类兽性如何发作与控制的中介教育。艾丽斯从她还是个娃娃起就不明白，她究竟是在由疯子还是由幻想家所抚养，她必须分享的激烈仇恨究竟是出自对可怕真相的揭露，还是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笑话，神经错乱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