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净化仪式（第7/21页）
那么这地方几乎坐满了人就肯定不是偶然的事件了。他们一定自车祸以来便不断地打电话，以当年老戴利竞选芝加哥市长时将选民驱赶到投票站的方式将悼念者聚拢到一起。而且他们一定在基布尔身上狠下了一番工夫，说服他自愿地充当雅典娜罪恶的替罪羊。我越是想象着这两个西尔克小伙子反剪基布尔的胳膊，恐吓他，冲着他吼叫，指责他，也许甚至因为他背叛他们父亲的方式而威胁他，就越发喜欢他们，而且也就越发喜欢科尔曼，为他生下了两个魁梧、坚定、聪明的小伙子，他们对于为他翻案而必须做的一切是没有一丝一毫犹豫不决的。这两个人是会帮助将莱斯特·法利绳之以法，让他在牢房里度过余生的。
我这个信心一直维持到第二天下午，就在他们离开市镇前，他们——用我想象他们说服基布尔一模一样的直截了当的方式——让我明白我必须放弃它：忘记莱斯特·法利以及事故的境况，千万别敦促警察局对此事展开进一步的调查。他们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倘若他们父亲与福妮雅·法利的恋情由于我的强求而成为一场官司的焦点的话，他们的反对将是不计后果的。福妮雅·法利是个他们永远也不想再听见的名字，更不要说是在一场牵涉丑闻的审讯中，审讯将被当地报纸大肆炒作，并给本地人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么，科尔曼·西尔克大楼就将成为一个永远不可实现的梦。
“她不是和我们父亲身后的名望相联系的理想的女人，”杰夫告诉我，“我们母亲才是。”马基则说：“那个一文不值的小婊子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杰夫又重复一遍。很难相信——面对两人如此炽烈的感情和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们竟然会是加利福尼亚那边的大学理科教授。你会以为他们在经营20世纪福克斯[1]。
赫伯特·基布尔是个身材纤细、皮肤很黑的人，现在已经上了年纪，步履有点僵硬，虽然并没有显出由于病痛而佝偻或颠跛的样子，在他拘谨的举止以及不祥的宣判绞刑的法官似的嗓音里，透露出某种黑人布道士热切认真的风格。他只要说“我名叫赫伯特·基布尔”就足以臣服信众；他只要从矮墙后默默地凝视一下科尔曼的棺木，然后转身对着全体与会者，宣布他是谁，便可唤醒与朗诵赞美诗相联的感情领域。他严正淡泊得如同刀刃一般——倘若你一不小心便会引祸上身。总而言之，这人不论举止或相貌都令人过目难忘，可以想见当年科尔曼聘任他来打破雅典娜的肤色障碍肯定出自于和布朗其·瑞基雇用杰基·罗宾森组建第一支黑人篮球队相同的原因。在一开始就想象西尔克小子迫使赫伯特·基布尔服从他们的部署并非易事，除非以后你考虑到对一个个性中有着鲜明的虚荣心、不会拒绝委以主持圣礼重任的人来说，上演自我编导的戏剧则是颇有吸引力的。他很有派头地展示出仅次于上苍的权威。
“我名叫赫伯特·基布尔，”他开始说道，“我是政治学系主任。1996年我加入那些在科尔曼受到犯有种族主义过错的指控时不愿意为他辩护的人群——我，十六年前来到雅典娜时，正值科尔曼·西尔克被任命为院长；我，是西尔克院长的第一名学术任命者。太晚了，我站在你们面前，谴责我自己，因为我辜负了我的朋友和恩人。我会尽我所能——同样，太晚了——着手努力纠正冤案，悲哀的、卑鄙的冤案，雅典娜学院在他身上所犯下的。
“在所谓种族歧视事件中，我告诉科尔曼：‘我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和你站在一起。’我是故意对他这么说的，虽然也许并非完全出于投机、野心或怯懦的心态，不过他很快就认定那些正是我的动机。当时我想如果我留在后台消解反对的势力会对他更为有利，倘若我公开与他联手，而且，由于我肯定会被授予那个类似万灵丹、愚昧无知武器的绰号‘汤姆大叔’的缘故，反而会使一切变得无计可施。我认为我可以作为发自那阵线内部——而不是外部——的理智的声音，那些人因受到科尔曼所谓的种族主义言辞的挑衅，为两名学生的失败，对他以及学院进行不公正的诋毁。我认为如果我表现得机灵些，耐心些，我可以使得激情降温，如果不能影响那些最极端的对手，至少可以影响我们当地非裔美国人社团中有思想的、稳健的成员及其白人同情者，后者的敌意从来都只是被动和短暂的。我认为，我能够及时地——而且，我希望，越快越好——让科尔曼和控告者之间开展对话，并发表一篇声明，确认导致冲突的误解的性质，因而将这场令人遗憾的事件以某种较为公正的结论收场。
“我错了。我绝对不应当对我的朋友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和你站在一起。’我应当说：‘我必须和你站在一起。’我应当反对他的敌人，但不是从内部以迂回曲折、隐晦误导的方式，而应该从外部，做出光明磊落、诚实的努力，以使他能从支持的话语中获得信心，而不是感到孤立以至于酝酿出毁灭性的自暴自弃的情绪，正是这种情绪发展成为伤痛，导致他与他的同事反目，以及从学院退休，并进而导致自我毁灭性的孤立，后者，我相信——对我来说要相信这一点是十分可怕的——导致，并非过于间接地，诸如那天夜里他死在那辆车子里那样的悲剧性的、毫无价值的、毫无必要的死亡。我当时应当大声疾呼，正如我现在以雅典娜教员中资深非裔美国人成员当着他以前的同事、熟人职员的面要说的话，特别是，当着他的孩子们——杰夫和马基，来自加利福尼亚，以及马克和莉萨，来自纽约——要说的话：
“科尔曼·西尔克在他为雅典娜学院服务期间从来没有以任何偏离公正的方式对待过他的任何一个学生。从来没有。
“所谓的错误行为从未发生过。从未。
“他被迫经历的一切——指控、面谈、质询——直至今天，今天，比任何一天都更令人感到，依然是对这所机构的抹黑。在这里，在新英格兰，历史上最大程度地表现出美国是个人决不屈从于吹毛求疵社团高压的地方——我们不由得想起霍桑、麦尔维尔和梭罗——一名美国个人主义者并不以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是规章制度，一名美国个人主义者拒绝盲目接受习以为常的以及被公认为真理的正统观念，一名美国个人主义者并不时刻按大多数人的礼仪和情趣的标准生活——再一次，一位卓越的美国个人主义者遭到朋友和邻居野蛮的践踏，以致他孤立地度日直至死亡，被他们道德的愚昧剥夺了他道德的权威。是的，是我们，道德上愚昧不堪的吹毛求疵的社团，毫无廉耻地玷污了科尔曼·西尔克的好名声，并以此贬低了我们自己。我特别代表那些和我情况相似的人讲话，那些人与他过从甚密，并因而了解他对雅典娜全心全意效忠的程度，以及作为教育家他奉献精神的纯洁性，但他们却出自于各种自欺欺人的动机，出卖了他。我再说一遍：我们出卖了他。出卖了科尔曼，出卖了艾丽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