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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这些和其他的努力，我所发现的瑞典佬的世界使我早就想承认我心中的瑞典佬不是他的本来面目。当然，根据这些线索，他给杰里留下的基本影响已荡然无存，也从我的印象中消失，因为这些都是我不了解或者不想知道的东西。瑞典佬的形象在我的书中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聚集起来，与他肉体聚集的方式截然不同。但是，是否这意味着我想像出一个富于幻觉的人物，完全缺乏真人独具的本质，是否我头脑里关于瑞典佬的概念比杰里所想的更荒谬（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荒谬），是否瑞典佬和他的家人在我心里显现时没有在他弟弟心里那么真实——也许，谁知道呢?谁又能知道呢?要描绘像瑞典佬这样琢磨不透的人物，了解那些人人喜爱、多少有些不愿抛头露面的普通小伙子，这还得看手里能抓到什么，对我而言主要是看谁的猜测更周详一点。

“你不记得我，是吧?”这位使杰里匆匆消失的女士问我。她热情地笑着，把我的双手握住。她精心打扮的脸庞在短发的衬托下，显得又大又实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棱角分明，恰如罗马君王的古石雕。她虽然面部有着如同用刻刀划过的深深刻痕，但在玫瑰色的脸妆下也只是嘴唇周围皱纹较多，在经历几乎六个小时的接吻后，唇膏差不多蹭光了。此外，她的肌肤尚有些许姑娘的柔性，显示出她好像没有遭受女性通常经历的种种磨难。

“别看我的姓名牌，我是谁?”

“告诉我。”我说。

“乔伊丝，乔伊丝·赫尔本。我有件粉红色安哥拉毛衣，原来是我表姐的，艾斯特尔的，她比我们大三岁。她死了，纳桑，归入尘土了。我漂亮的表姐艾斯特尔，她抽烟、和比她大的男人约会。在高中时，她和一个每天要刮两次胡子的男人约会。她父母在政府大街有间服装店，叫格罗斯曼。我母亲在那里上班，班级出游时你带我出去过。信不信由你，我那时叫乔伊·赫尔本。”

乔伊：聪明的小女孩，披着拳曲的淡红色头发，圆脸上有些雀斑，丰满性感，总也逃不过罗斯卡先生的眼睛。我们这位体态肥大，红鼻子的西班牙老师每天早晨当乔伊身穿毛衣到学校时，总要她起立背诵家庭作业。罗斯卡先生称呼她为“酒窝”。令人惊奇的是，在我似乎毫无所获的那些日子里，人们能获得许多东西。

因为语言的联系还不是完全的不可靠，乔伊形象持续地逗弄我，这比罗斯卡先生受的影响不会少，我最后一次见她从政府大街跳上车到学校，当时她穿一双古怪但有挑逗性的、敞开口的橡胶套鞋，明显是她哥哥长大后不能穿才传给她的，就像她漂亮表姐的安哥拉毛衣一样。只要有几行约翰·济慈的名诗在我脑海里出现，我总会想到她在我身下的那种充实丰满的感觉，她美妙的浮力是我这种青春期的男孩敏锐的雷达即使隔着马车上的毛毯也感觉得到的。那些诗句是取自“忧郁之歌”：“……他，火热的舌头/能挤破乔伊的葡萄，直逼他良好的味觉。”

“我记得那次出游，乔伊丝·赫尔本。你在大车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

“而我现在看起来像斯宾塞·屈赛^{[28]，”她说道，突然大笑起来。“我再也不害怕了，可太晚了。我过去很害羞——现在再也不那样了。哦，纳桑，我老了。”她叫道，我们拥抱着。“老了，老了，多么奇怪。你那时想碰我裸露的胸部。”}

“为了那事，我当时真想就那么待下去。”

“是啊，”她说，“那时刚长起来。”

“你十四岁，它们大约一岁。”

“总有十三年的差异。那时我比它们大十三岁，而现在它们却比我大十三岁。但我们肯定接吻了，是吧，亲爱的?”

“吻啊，吻啊，吻个不停。”

“我练习过。整个下午我一直在练接吻。”

“和谁练?”

“在手指上。我当时应该让你解开我的胸罩。若你想，现在也行。”

“我恐怕再也不敢在全班人面前解开一只胸罩了。”

“真令人吃惊。当我准备好了，纳桑却长大了。”

我们来回嬉笑着，紧紧抱住对方，腰向后仰，这样更清楚地看到对方的面部和身体的变化，那是半个世纪的生活对人体的改变。

是啊，我们不停地打量对方，从头到脚，用身体接触，所花的那么长的时间正如我在那架马车上疑心过的，和生活的本身一样关键。这肉体，人们不管怎么用劲也无法将自己剥离出来；只要是在远离开死神的这一边，人们都无法逃避肉体的束缚。早先我看见阿伦·梅斯纳时，总爱看看他父亲。现在我望着乔伊，看到的则是她母亲的样子，那位袜子卷到膝盖，待在政府大街上格罗斯曼服装店里的肥胖的女裁缝。但我想着的则是瑞典佬，是瑞典佬和他肉体对精神暴君式的控制。这么孔武有力、才华横溢同时又孤独寂寞的瑞典佬，生活从未使他变得精明，他并不想作为漂亮小子和明星般的一垒手度过一生，只想做个人们能认真对待的人，而不是一个为了满足没完没了的需要就得安排好一切的婴儿。他想最好自己不是这么个天生的体育奇才，似乎对一个人来说，那种天赋是不够的。瑞典佬需要的是他所称的更崇高的呼唤，而他的霉运便是找到了这种呼唤。校园英雄的这种责任感伴随了他的一生。贵族气质^{[29]。你是英雄，所以你得按某种方式行事，早规定好了。你得谦虚、你得克制、你得恭顺、你得善解人意。这种英雄般理想化手段、这种被当做责任和道义壁垒的战略上和精神上奇怪的渴求，所有这些都运转起来，全因为那战争，因为那由战争引起的糟糕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个联系多么紧密的社区里的孩子们远离家乡、面临死亡，人们被这个瘦削的、肌肉突起的、自我克制的小伙子吸引，因为他有天赋抓住扔到他近旁的任何东西。对瑞典佬而言，在荒谬的环境中一切就这么开始了——难道还有别的?}

一切只因另一桩事了结。一颗炸弹。

当我们在文森特饭店会面时，可能他坚持认为他的三个孩子是多么的好，他以为我知道炸弹的事，知道他的女儿，那个里姆洛克爆炸手。他想我也和有些人一样对他作过严厉的评价。这么敏感的事，在他的一生中确实是这样——即使在二十七年后，人们又怎么能不知晓或忘记?可能这足以说明他为什么忍不住，即使想克制自己，也要不停地找我谈谈他的克里斯、斯迪夫和肯特的非暴力的诸多成就，也说明他首先想和我谈的是什么。降临到他父亲心爱的人头上的“惊人事件”就是他的女儿——她像惊雷一样落在所有人头上。这就是他要找我谈的——想我帮他写出来。而我却错过了，我这个人的虚荣心使得我认为他绝不会那么天真，可见我远比谈及的这人要天真得多。坐在文森特饭店，我只从瑞典佬那里挖到最浅层的珠子，而他想告诉我的却是这个：揭示他人不知、也不可能知的内心生活，这故事悲惨、可怕、不可能置之不理，这是个终极团圆的故事，而我却全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