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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是上面的罩盖，下面燃烧的物体是他女儿。他觉察到的有多少?全部。他了解一切，我全弄错了，不知情的是我。他知道死神要来了。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件事，多年来他还能掩盖一部分，在他的人生旅途上有时也能忍受一些，这次又向他袭来，势头比以前更猛。他尽力把一切抛到一边：再婚的妻子，又生的孩子，那三个令人可怕的男孩。在我看来，早在1985年，在希尔体育场我见到他与年轻的克里斯一起的那天晚上，他就将这些抛在一边了。瑞典佬从地上爬起来，他确实这么做——有了第二次婚姻，对理智和传统约束下的完整生活打出了第二枪，可传统重塑了一切，无论巨细，形成抵御不当行为的屏障。这第二枪也是对想做个传统的、富于献身精神的丈夫和父亲的观念再次冲击，要求他重新对作为家庭秩序的核心的标准条例和规定做出保证。如果需要避免任何错位的、特别的、不恰当的、难以接触和理解的东西，他有这方面的天赋。然而，即使是瑞典佬这个上帝赐予了凡人该具备的一切品质的人物，也不能像决裂者杰里指示的那样去摆脱那个女孩，尽力完全摆脱那种疯狂的占有、父亲的责任、对已失去的女儿的偏爱，抹掉那个女孩和那段历史的一切痕迹，从“我的孩子”的歇斯底里中永远跳出来。要是他真能渐渐忘记她就好了，可瑞典佬没有那么伟大。

他得到了生活能给予的最糟糕的教训，可毫无作用。而当那发生时幸福不再同时降临。这都是人为的，即使在那个时侯也是以完全与自我和自己的历史疏离的代价换来的。这可爱的、具有绅士风度的男人用他温和的方式处理冲突与矛盾，这信心十足的前运动员所具有的敏感和取之不竭的力量，在任何战斗中以公平的方式去对抗不公平的方式（人类交手时难以根除的恶习），所以他完蛋了。他那种自然的高贵品质也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样，他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已不可能再那么天真完美。瑞典佬再也不满足于相信旧的瑞典人方式，但为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为了他们天真的完整性——他还是冷酷地假装下去，他冷峻地压制住自己的恐惧，学会戴上面具生活，用一生的时间来试验忍耐力。一场劫后余生的表演。瑞典佬·利沃夫过的是双重生活。

现在他濒临死亡，支撑他度过双重生活的东西不能再支撑下去了。老天见怜，那种恐怖曾有一半、三分之二、有时甚至十分之九都被淹没，现在却整个地回来了，哪怕他第二次婚姻的英勇作为和对了不起的孩子们的父爱。在癌症的最后几个月，这种恐惧又回来了，比以前更糟，她回来了，带来更多的麻烦，这第一个孩子，就是她夺走了一切。一天晚上，他不能入睡，想尽一切办法都不能抑制自己的胡思乱想，他被痛苦折磨的心力憔悴，这时他想，“有这么个小子在我弟弟的班上，是个作家，或许我可以告诉他……”但他把一切告诉了作家后又会怎样?他甚至也不清楚。“我要给他写信。我知道他写有关父亲、有关儿子的事，我给他写信谈谈我父亲——他会拒绝?也许他会对此回信。”抛出的鱼钩为的是我。但我来则是因为他是瑞典佬，不必用其他的鱼钩，他本人就是。

是啊，那件事又来了，比以往更糟糕，所以他想，“若我把它讲给一位专业人士……”但他约我到那里后，他却不能讲。他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可并不需要。他对此事有更好的看法，他是对的，那一点都不关我的事。这对他有什么好处?一点没有。你找到某人，你会想，“我把这事告诉他吧。”但是，为什么?这种冲动就是诉说会使你解脱。那也是为什么事后你会难受——你解脱了自己。如果真的很悲惨和糟糕，也不会因此而好转，只会恶化。这忏悔般的袒露心迹只会使苦难加重。瑞典佬认识到这一点，他一点不像我想像的那种木头人，他很容易就意识到这些。他意识到通过我也会一无所获。他肯定不愿在我面前像在他弟弟面前那样哭泣，我不是他弟弟，我不是任何人——那就是他看到我时明白的事情。所以他故意随便聊聊他的孩子、然后回家，将故事藏在心里、带入坟墓。而我错过了。在所有的人中，他找到我，他了解一切但我错过这一切。

现在克里斯、斯迪夫、肯特和他们的妈妈会还待在里姆洛克的家中，可能和瑞典佬的母亲，利沃夫夫人同住。那位老母亲肯定有九十岁了，在为她心爱的塞莫尔服丧。而那女儿，梅丽蒂丝，梅丽……显然没有来参加葬礼，和身材魁梧、但对她恨之入骨的叔叔见面，生性报复的叔叔认为有责任将她抓来。等杰里走后，她离开藏身之地前来悼念，亲自到旧里姆洛克，可能经过伪装。她和同父异母的兄弟们、继母还有祖母一道，为她父亲的死号啕大哭……不，她也死了。如果瑞典佬对杰里说的是真话，四处躲藏的女儿早就死了。可能就在她的藏身之地被人暗害或自杀。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任何事情”都不该发生，至少对他是这样。

这位战无不胜的人物的毁灭真是惨不忍睹。瑞典佬利沃夫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肯定不是发生在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身上的那种事。即使在孩童时代我们就知道，对他来说事情不会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总有部分的神秘感，但谁能想到他的一生竟以如此可怕方式搞得四分五裂?美国混沌的彗星有一碎片松动脱落、一路飞旋来到旧里姆洛克和他的身上。他威武的相貌、他脱俗的气质、他的荣光、我们对他的英雄角色使其摆脱自我怀疑的那种感觉，所有这些富于男性气质的东西使我们认识到，他的死是政治谋杀，迫使我想到的不是约翰·R.土尼思的托姆金斯韦尔男孩的殉难者故事，而是肯尼迪的被害。约翰·F.肯尼迪只比瑞典佬大十岁，是另一个命运的宠儿，也是一个浑身流露美国性格的人物，他四十多岁时被人暗杀。那是在瑞典佬的女儿以暴力反抗肯尼迪-约翰逊的战争、毁掉瑞典佬生活的五年前。我认为，理所当然，他是我们的肯尼迪。

在这同时，乔伊告诉我她的生活，那时我心地单纯、不过是个四下寻乐的少年，绝不会懂得她的那些事。乔伊向这个被称为“团聚”的煽情的记忆之锅撒下了在当时无人知晓的内容，没有人会懂我们提及自己过去时仍然这么天真单纯、滔滔不绝。乔伊告诉我她父亲怎么死于心脏病，那时她才九岁，全家人住在布鲁克林；她和母亲以及哥哥哈罗德怎样从布里克林搬到了格罗斯曼服装店所在的纽瓦克港口；她和母亲睡大房间的阁楼上的双人床，哈罗德则睡在厨房里，每天晚上打开沙发当床。等早上收拾好，大家再进去就餐，然后她才去上学。她问我是否还记得哈罗德，现在是斯克奇平原的一名退休药剂师；她还告诉我就在一星期前还到布鲁克林公墓去看她父亲的坟地，她一般每月去一次，一路奔波到布鲁克林。她说，令她惊奇的是这墓地现在对她显得如此的重要。“你到公墓干什么?”“我对他毫无顾忌的谈话，”乔伊说，“我十岁时不比现在更糟。我那时认为人们非要有父母真奇怪，我们三人在一起看来很好。”我俩在那里随着单人乐队的终场歌曲摇晃着，听歌中唱道“梦啊……当你感到忧伤，梦啊……就是要做的事”。“啊，所有这些，”我对她说，“在1948年秋天的大车上时我完全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