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堕 落（第12/15页）

一天晚上就在厨房的餐桌边，瑞典佬觉得安吉拉·戴卫斯就像“我们的法蒂玛女神”出现在葡萄牙那些孩子面前，和圣母玛利亚在开普梅显灵的情景一样。他想，安吉拉·戴卫斯可以带我找到她——她就在那里。夜晚独自在厨房里，瑞典佬开始与安吉拉·戴卫斯进行内心的交流，首先是关于战争，然后是对他们都至关重要的一切事情。在他的想像里，她有长长的睫毛，戴着很大的耳环，甚至比电视上看起来漂亮的多。她大腿修长，被艳丽的超短连衣裙衬托得更加鲜明。梳着独特的发型，她挑衅的目光像豪猪一样从里面射出，似乎告诉你，“不想被刺痛就别靠近”。

她想听什么他就讲什么，不管她说什么他都信，他只好如此。她赞扬他女儿，称她为“自由战士，反压迫的伟大战斗的先锋”。她说，他应该为她在政治上的勇敢行为感到骄傲。反战运动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梅丽才十六岁便以美国人唯一理解的方式进行抗议，冲在运动的最前面，是这场运动的圣女贞德^{[16]。他女儿是公众反抗法西斯政府和它对不同政见者恐怖迫害进行斗争的先锋。她所做的只是被一个自身就是罪犯的国家判定为犯罪，而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到处从事残酷的侵略活动，维持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和阶级统治的压迫。她对他解释道，反抗压制性的法律，包括暴力反抗的行为，可以追溯到废奴主义——他的女儿是和约翰·布朗[17]并肩作战的勇士！}

梅丽的行为不是犯罪，而是在法西斯分子和抵抗力量之间权力斗争中的政治行动。这些抵抗力量包括黑人、奇卡诺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波多黎各人、印第安人、抵制服兵役者、反战活动人士和像梅丽一样的白人少年英雄，他们以合法的方式或者以安吉拉所称的超法律的方式进行斗争，其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的警察国家。他不应该担心她的逃亡生活——梅丽并不孤独，她是八万激进的年轻人中的一员，这些人从事地下工作能更好地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社会罪恶现象作斗争。安吉拉告诉他，他所听到的有关共产主义的一切都是谎言。如果想看看消除了种族偏见和劳动剥削、满足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社会制度的话，他一定要到古巴去。

他洗耳恭听。她对他说，帝国主义是富裕白人使用的武器，这样他们便可以少付黑人工人的工钱。此时，他也抓住机会给她讲黑人女监工的事。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干了三十年的维基，是位小个头女人，很有才能和毅力，诚实可靠。她的双胞胎儿子，多尼和布莱恩是纽瓦克鲁特格斯的毕业生，现在两个都在医学院读书。他告诉她，在1967年动乱的日子里，维基和他二十四小时都一起待在厂房里。收音机里播出市长办公室的通知，建议大家立即出城，但是他留下来了，他想到只要待在那里就可以防止暴徒毁坏厂房，因为飓风来临时人们也常常留下来，他们不可能把心爱的东西撇下不管。维基大概也因同样的理由留下了。

为了安抚可能从南橙大街来的手持火炬的闹事者，维基做了一些标记牌竖立在醒目的地方。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一楼窗户上，巨大的白色木板上写着黑字：“本厂大多数工人是黑人。”两夜后，带标记的每个窗户都遭到一伙白人的枪击，可能是来自纽瓦克北部的义务警员，或者如维基所猜测，是坐在普通车辆里面的纽瓦克警察干的。他们打坏玻璃后就开车溜了。这就是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受的全部损失，而当时城里到处在燃烧。他把这些也对安吉拉讲了。

一个排的国民卫队的年轻士兵来到贝根街封锁闹事地区，他们在出事的第二天驻扎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的装卸码头。他和维基用热咖啡去慰劳他们，维基与每个人聊天——身着制服的小伙子，头戴钢盔，穿着长靴。他们虽然全副武装，有匕首、步枪和刺刀，这些从泽西南部来的乡下白人男孩还是怕得要命。维基对他们说：“朝着人家窗户开枪以前要想一想！那些不是‘狙击手’！是普通人！是好人！想想！”那个星期六下午，坦克就停在工厂门前——瑞典佬看到后便给多恩打电话，最后告诉她：“我们能行。”维基走上前去，用拳头敲击盖子直到他们打开。“别乱来！”她对里面的士兵喊道：“别发疯！你们走了，人们还得在这里生活！这地方是他们的家！”事后许多人批评休斯州长，说他不应该派出坦克，但是瑞典佬没有说什么——那些坦克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全面的灾难。他却没对安吉拉提到这一点。

在1967年7月14、15日，星期五和星期六那最糟糕、最吓人的两天里，他用对讲机和州警察保持联系，在电话上与父亲通话，维基却不愿抛弃他。她告诉他：“这也是我的，你只是拥有。”他对安吉拉讲他怎么理解维基与他们家的关系，知道这是一种古老的、持续的关系，知道他们有多亲密，但是他以前不能确切了解她对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的贡献并不比他少。他告诉安吉拉，在暴乱后，在经历了有维基在身边陪伴的围困时期后，他决心站到一边，不离开纽瓦克，不抛弃他的黑人雇工。当然他没有告诉安吉拉，他担心如果不在被烧掉之前撤离，梅丽最终会以她无懈可击的方式向他也发起攻击。要不然，他也不会犹豫——现在也不想收拾行李迁往别处。只为了自己的所得而牺牲黑人、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利益是出于肮脏的贪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