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10/16页）

音乐会后，我们坐火车回南区，到了他在国际宿舍的房间，中途区一处哥特式宿舍，是大学里大部分外籍学生的住处。利奥·格卢克斯曼自己是西区杂货商的孩子，比起贴近他的美国同胞来说，对外国学生在走廊上呈现的与他的贴近——异国烹饪的味道等等——他倒是稍许更愿容忍一些。他住的房间甚至比他在大学里办公室的小隔间还要小，他给我们冲茶喝，烧开水是把水壶放在地上的电热灶上，这灶挤在沿墙堆放的杂乱的印刷品中间。利奥坐在堆满书籍的书桌前，鹅颈管台灯照亮他的圆脸颊，我坐在黑影里，四周还有很多堆书，靠近只有两尺之遥的没铺过的窄小的床。

我觉得自己像个女孩，或是我想象一个女孩最终独自和一个太过明显喜欢她的胸部、让她畏惧的男孩在一起时的感受。看到我变得畏怯，利奥哼了一声，带着与他推翻我在广播上的前途时所怀的同等的嫌恶讥讽，说道，“别担心。我不会碰你的。我就是受不了你怎么这么陈腐得该死。”就在当时当地，他进而开始向我介绍克尔恺郭尔的学说。克尔恺郭尔的名字对我而言，与拉斐尔·库布利克没什么不同，他要我听他读一百年前克尔恺郭尔在落后的哥本哈根已经对“人民”作出的推测——克尔恺郭尔称之为“公众”，利奥告诉我这是正确的名称，是那个抽象事物的名称，那个“巨大怪异的抽象事物”，“包罗万象又是虚无的事物”，“巨大的虚无”，克尔恺郭尔认为，那个“抽象荒芜的空虚，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正是我在剧本中无病呻吟为之感伤的事物。克尔恺郭尔不喜欢公众，利奥也不喜欢公众，在那个周五晚上的音乐会以及随后他带我去的周五音乐会之后，他在国际宿舍阴暗房间里的目的即是通过让我也憎恶公众来挽救我的文章免于沉沦。

“‘读过古典作家作品的人，”利奥念道，“知道恺撒会试做多少事情来打发时间。同样，公众养了一只狗以供娱乐。这只狗即是文学世界的渣滓。如果有人高出其他人一等，也许甚至是一名伟人，就放狗去咬他，乐趣随即开始。那只狗追上他，又咬又撕他的外套后摆，使尽各种可能粗鲁地套近乎——直到公众厌倦了，说它可以停下为止。这是我举的公众如何对人的例子。力量上强于他们高于他们的人受到粗暴对待——那只狗仍旧是只狗，就连公众也鄙夷它……公众也无悔意——它并不是真在贬低谁，只是要一点乐子而已。’”

这段文字，对利奥的意义远远超出它能开始对我产生的意义，但仍然是利奥·格卢克斯曼在邀请我，请我随他成为“高出其他人一等”的人，成为像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像他自己，正如他不久即会将自己想象成为的——“一名伟人”。我成了利奥的好学生，克尔恺郭尔的好学生，贝尔德托·克罗奇的好学生，托马斯·曼的好学生，安德烈·纪德的好学生，约瑟夫·康拉德的好学生，法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学生……后来不久，我相信，我对艾拉——以及对母亲、父亲、弟弟，甚至对我长大的地方——的依恋已彻底切断。人在头一回接受教导，头脑变成装备了书本武器的仓库时，在他年轻鲁莽地为发现这星球上储藏的所有智慧而欢呼跳跃时，他就容易夸大剧烈变化的新现实，而把其他一切都贬为微不足道。在不妥协的利奥·格卢克斯曼——和他的愤怒狂热以及他永远饱含激情的头脑——的帮助和支持之下，——我就是尽了全力如此去做的。

每个周五的夜晚，在利奥的房间，我被魔力镇住。利奥调动体内所有无关性欲的热情（也有不少是，但不得不被压下）对准从前构成我的每个概念，特别是我对艺术家使命所怀的道德观念。那些周五的夜晚，利奥对我好像我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学生。我开始觉得好像差不多人人都给我来了一下。教育内森。凡我敢对着打个招呼的人都持有此信条。

现在偶尔回想起来，我的一生就是我聆听的一场长谈。其言辞时而新颖，时而悦人，有时是虚假的废话（隐姓埋名者的谈话），时而疯狂，时而平淡，有时又像锐利的针尖，从记事起就在倾听了：如何思考，如何不去思考；如何听话，如何不听话；厌恶谁欣赏谁；信奉什么又何时逃离；何为痴迷，何为残忍，何为值得称赞，何为浅薄，何为邪恶，何为谎言，如何秉持灵魂纯净。和我讲话似乎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存在障碍。这也许是我多年来习惯显得仿佛我需要有人和我谈谈的结果。但不论原因如何，我的一生这本书是一部声音的书。我问自己我如何来到我身处之地，答案让我惊讶：“通过聆听。”

那会不会就是看不见的残呢?其余一切会不会都是一场假面舞会呢，掩饰了我固执地忙于其中但其实是没用的现实?倾听他们。倾听他们讲话。这完全是荒诞的现象。人人都不把经验看作是来拥有的，反而是为了来谈论它而去拥有的。为什么如此?为什么他们要我去倾听他们和他们唱的调调呢?什么地方决定了这就是我的用途呢?还是我一开始就在意愿和选择上都只是一只寻求语汇的耳朵呢?

“政治最会普遍化，”利奥告诉我，“而文学最会个别化，两者的关系不仅是互逆的——还是敌对的。对于政治，文学是颓废、软弱、离题、枯燥、顽固、无趣的，没有什么意义，还真就不该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将事物具体化的冲动正是文学。你怎能作为艺术家却放弃细节呢?可是你又如何作为政治家却允许细节呢?作为艺术家，细节就是你的使命。你的使命不是去简单化。即使你选择最简洁的写作风格，像海明威式的，你的使命仍旧是赋予细节，澄明复杂事物，隐含冲突。不是抹去冲突，否认冲突，而是看到冲突之内那些受折磨的人在哪里。为混乱留出空间，让它进来。必须让它进来。不然，你就是制造了宣传品，若不是为一个政党，政治运动，那就是为生活自身产生的愚蠢宣传品——因为也许生活自己较愿出出风头吧。俄国革命的头五六年，革命者叫喊：‘自由的爱，要有自由的爱了！’可他们一旦掌了权，就不能容许了。因为什么是自由的爱呢?混乱。而他们不想要混乱。他们不是为此才去进行光辉革命。他们要的是有纪律，有组织，从容不迫，如若可能，还是可科学预见的。自由的爱扰乱了组织，他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机器。艺术也扰乱组织。文学扰乱组织。不是由于它公然支持或反对，或者由于它哪怕是隐晦地支持或反对。它扰乱了组织是因为它不是普遍的。个别的内在本质是要作个个别的，个别性的内在本质是不从众。将苦难个别化：就是文学了。在一个简单化具体化的世界让个别保持生存——这是斗争的焦点。你不需以写作来证明共产主义的正确性，也不需以写作来证明资本主义的正确性。你两者都不是。如果你是作家，你对两者同等不结盟。是，你看到了不同点，自然也看到这垃圾比那垃圾稍好一点，或者那垃圾比这垃圾稍好一点。也许是好不少。但是你看到了垃圾。你不是政府职员。不是好战者。不是信徒。你对这世界和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的处理方式极为不同。好战者提倡信仰，将改变世界的大信仰，而艺术家则贡献一个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的产物。没什么用处。艺术家，严肃作家，给世界引入了在一开始就不存在的东西。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了这一切，鸟，河流，人类，他没给文学留出十分钟。‘然后将有文学。会有人喜欢，会有人为之着迷，愿意去做……’没有。没有。他没这么说。如果你接着问过上帝，‘会有管道工吗?’‘会，会有的。因为会有房屋，就需要管道工。’‘会有医生吗?’‘会。因为会有人生病，需要医生给他们药吃。’‘那文学呢?’‘文学?你说什么?那有什么用处吗?该搁在何处?够了，我是创造宇宙，不是大学。没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