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9/16页）

如果你像艾拉一样很早就是孤儿，你就陷入了成年人都势必要陷入的境地，但速度要快许多许多，这很难应付，因为你要不就是受不到任何教育，要不就是太易受热情和信仰的影响而适于接受人家灌输的学说。艾拉的青春岁月是一系列断裂的关系：残酷的家庭，在学校的挫折，轻率地沉浸于经济大萧条，——他这样早就一个人的生活，抓住了像我这样的男孩的想象，我自己是固定在一个家庭、一个地方和当地的机构里，刚刚从感情温箱里露出头来；这种早期就成了孤儿的经历让艾拉自由地连结任何他所想要与之结合的事物，而且也使得他太无牵绊，会毫不犹豫就献身于某物，彻底永远地献身。从任何角度来说，艾拉都很容易成为乌托邦幻想的靶子。可对我来说，我是有牵绊的，就不同了。如果你没有很早就成了孤儿，如果你反而紧紧联系着父母有十三年，十四十五年，你就会长成个可厌的人，失去童真，追求独立，如果家庭不是太糟糕，对你放手了，你就准备开始做个男人，就是说，准备好选择新的效忠对象和新的联系，选择你成年期的父母，你选择的这父母，因为不需你用爱来报答，你可以爱他们也可以不爱，随你的便。

他们是怎么被选上的呢?是通过一系列意外事件和大量的毅力。他们怎么到你这里的，你又是怎么到他们那里的呢?他们是谁?这种非遗传的血缘是什么呢?在我，他们是我从他们那里学习的人，从潘恩，法斯特，科温到默里，艾拉以及其他人——是教育我的人，我出自他们。在我，他们是各有各的卓越，引人竞争的个性，是代表或信奉强大理念的导师，最先教会我来操纵这世界和它的权利，他们每个人到时候都要伴着他们的遗赠一起被丢弃，必须消失，让路给彻底的孤儿期，即成年期。那时你就全然一人在这世上。

利奥·格卢克斯曼也是名前美国军人，不过他是在战后服役的，现在只有二十几岁，两颊红润，有点胖，外表看去并不比他教的一二年级的大学生年纪大。虽然利奥还在大学写他的博士论文，但每堂课他都出现在我们面前，穿着三件套的黑衣服，深红色蝶形领结，他的着装显然是比所有年纪比他大的教职员都要正式。天气转冷时，就会看到他披着件披风穿过四方院，这还是在那个年代的芝加哥大学这样一所能不寻常地宽容个性和怪癖，并且理解独创及其古怪的学校，兴奋的学生活泼地（也是顽皮地）喊道“嘿，教授”，利奥就用他拿着的手杖的金属头敲敲路以示知道。一天下午将晚时分，我交上格卢克斯曼先生布置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文章，也把我的《托尔克马达的帮凶》带给他看以激起他对我的欣赏，他匆匆看了一眼，就厌恶地丢在书桌上，让我吃了一惊。

他急速地说话，语调激烈不留情——这位穿着过于正式的青年天才在他的蝶形领结后面坐在软椅上，说话中不带手势。他身体胖，加上他的个性，代表了两个非常不同的人。穿的衣服又显出第三个人。他的辩论则是第四个人——不矫饰，是真正成熟的批评者，对我剖析我在艾拉影响之下的危险，教我在文学上采取不那么僵化的姿态。正是我新的充实阶段所需要的。在利奥的指导下我开始演变，不仅承继我的家庭，也承继了过往，承继比周围地区更加宏大的文化。

“艺术是武器?”他对我说，“武器”这个词带着轻蔑，自身就是个武器。“艺术就是对事事皆采取正确态度吗?艺术就是提倡好的事物吗?谁教给你这些的?谁教给你说艺术是口号的?谁教给你说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服务于艺术——不然艺术就不值得任何人重视。写作严肃文学的目的是什么，朱克曼先生?是为了解除敌人对价格的控制吗?写作严肃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写作严肃文学。你想反抗社会吗?我来告诉你如何去做——通过写得好。你想去从事一项失传的事业吗?那就不要为劳动阶级去奋斗。他们会过得不错的。他们会给普利茅斯车把油尽情加个满。劳动者会把我们全征服——他的无知产生滔滔不绝的言辞，这正是这个平庸国家的文化命运。不久，这个国家里就会有远远糟糕于农民和工人政府的政府——我们会有农民和工人文化。你想有个失传的事业为之奋斗吗?那就为文字奋斗吧。不是夸张的文字，启迪人的文字，不是支持这个反对那个的文字，不是向可敬的人宣扬你是个令人钦佩又有同情心，站在被践踏受压迫的人民一边的好人的文字。不是如此，那文字是用来告知不幸住在美国的少数有智识的人你是站在文字一边！你这个剧是垃圾。很糟糕。让人气愤。粗糙，原始，思想简单，宣传那一套废话。它用文字模糊了世界。过分充斥了你的德性。没什么比艺术家想要证明自己是优秀的对艺术更具不良作用的了。理想主义的可怕诱惑！你必须取得对你的理想主义、德性以及你的毛病的控制权，取得对最先驱动你去写作的一切——你的愤怒，你的政治主张，你的忧愁，你的爱——的控制权！开始倡导事物，表明态度，开始从高手的角度检查自己的视角，而且作为一名艺术家，你是无足轻重的，没有用处而且还荒唐可笑。你为何写这些宣言呢?因为你环顾四周而感到‘震惊’了吗?因为你环顾四周而被‘感动’了吗?人太容易就会放弃，还会伪装感受。他们想即刻就获得感受，于是‘震惊’和‘感动’就成了最易做到的。也最愚蠢。除了极罕见的情况，朱克曼先生，震惊总是伪装的。宣言。艺术不需要宣言！请把你可爱的垃圾拿出这间办公室吧。”

利奥认为我关于亚里士多德的那篇文章写得较好（或者，概括说来，他对我本人的评价更高些），因为和我下一次讨论时他要我周五晚去音乐厅听拉斐尔·库布利克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你听过拉斐尔·库布利克吗?”“没有。”“贝多芬呢?”“他我听过，听过。”我说。“你听过他吗?”“没有。”

演出前半小时，我在音乐厅外的密歇根大道和利奥碰头，我的老师穿着他的披风，那是他1948年退役前在罗马找人做的，我穿着带风帽的麦基诺厚呢短衣，是为带去冰冷的中西部上大学在纽瓦克的拉基商店买的。我们一入座，利奥就从他的公文包里取出我们即将听到的每首交响曲的乐谱，整场音乐会中，他不是看台上的乐队——我以为是该看乐队的，只有感动时才偶尔闭上眼睛——而是精力相当集中地看向他的膝盖，一直读膝盖上的谱子，乐队先演奏《科里奥兰》序曲和第四交响曲，幕间休息后，演奏了第五交响曲。除了第五交响曲的头四个音符，我听不出哪曲是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