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8/16页）

尽管我知道这两位炸药桶如果开始动手，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我还是跳起来向池塘跑去，身后跟着走路样子可笑的雷·斯维克孜。上次我尿了裤子。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我和雷一样并不知道如何避免灾难，但我还是径直跑进了他们的冲突中。

我们到达他们那里前，艾拉已经退出，正直截了当地从索科洛身边走开。显然他仍很生那人的气，但是他也很明显是在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和雷追上他，走在他身边，艾拉喘着气，断断续续急促地跟自己说着什么。

他人在这里，思想却在别处，他既在又不在，这两种状态的混合让我困扰，我终于开口说。“怎么了?”他好像没听见，我设法说点什么来引起他的注意。“是为了剧本吗?”突然他勃然大怒，说道，“如果他再干这个我就杀了他！”他说这话不只是为了戏剧效果。纵然我不愿意，仍很难不去百分百地相信他的话。

我想到了，巴茨。加威奇。索拉科。贝克尔。

他的脸上是暴怒的神情。原始的愤怒。愤怒，和恐惧，都是原始的力量。他的一切都从这神情演变而来。我想，他运气好没被关起来，这结论出现得极意外，一个崇敬英雄的孩子两年以来维系在他崇拜的英雄的正义气概上，竟会自发有了这个推论，但我一旦不再如此焦虑，就把它丢到了一边——这个推论要在四十八年以后待默里·林戈尔德来为我证实。

伊夫由模仿彭宁顿从而走出了她的过往；艾拉则用强力走出他的过去。

争论爆发时埃拉的双胞胎孩子逃离了池塘边，待我和雷回来时，他们正在野餐毯上躺在她的怀里。“我想日常生活可能比你了解的要无情一些，”埃拉对我说。

“这是日常生活吗?”我问道。

“我生活过的地方都是如此，”她说道，“接着讲。接着讲霍华德·法斯特吧。”

我尽力接着讲，可是想到她丈夫和艾拉的对峙，倘若索科洛的劳动阶级妻子并未为之所动的话，我却是仍为此感到不安。

我说完了，埃拉大笑。从她的笑声中你能听出她的自然，还有那些可厌的事情，但她已学会去忍耐。她笑起来就像有的人脸红：突然一下红得彻底。“呀，”她说。“现在我拿不准我读了什么了。我自己对《我的辉煌兄弟》的评价是简单的。也许我没有足够的深入思考，不过我只是想，这些粗糙坚强又可敬的人相信人是有尊严的，并愿为之奉献生命。”

那时阿蒂和艾拉已经冷静下来，从池塘走到了野餐毯子这里，艾拉说（显然他是试图说一点话，能让大家，包括他自己在内，放松并回复当天本来的气氛），“我得看一看。《我的辉煌兄弟》。我得要来看看。”

“它会给你的脊梁里放上钢铁，艾拉，”埃拉对他说，接着就张大嘴笑了，补一句，“我可没认为你的脊梁需要这个啊。”

于是，索科洛朝她探过身子，大吼道，“是吗?谁的脊梁需要呢?那是谁的脊梁需要呢?”

听到这个，索科洛家的双胞胎哭了起来，惹得可怜的雷也哭了。埃拉自己也头一回生气了，气得好像发疯，说道，“上帝，阿瑟！镇定你自己！”

当晚，艾拉独自和我在小木屋里，开始气愤地说到名单，这时我更加全面明白了下午的迸发下面隐藏的是什么。

“名单。列着名字、罪名和指控。每个人，”艾拉说，“都有一张名单。《红色路线》。乔·麦卡锡。国外战争退伍军人会。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美国军团。天主教杂志。赫斯特派系的报纸。这些名单有各自专用的数字——141，205，62，111。对任何事有过不满，批评过，或是抗议过——或是和批评或抗议过任何事情的人有关联——的人都列在名单上，都成了共产党，或是为共产党作掩护，或‘帮助’共产党，给共产党‘金库’捐助钱财，或‘渗入’了工会，政府，教育，好莱坞，剧院，广播界，或电视台。华盛顿每家办公室和行政部门都在忙着编造‘第五纵队队员’的名单。所有反动力量都在交换名字，认错名字，把名字联系起来，以证实一个并不存在的大阴谋的存在。”

“你呢?”我问他。“《自由勇敢者》呢?”

“无疑我们节目里有不少思想进步的人。现在对公众说起他们来就成了‘狡猾推销莫斯科路线’的演员。你会听到不少这样的话——比这还要恶劣的多。‘莫斯科的傀儡’。”

“只是演员吗?”

“还有导演。作曲。作家。人人都是。”

“你担心吗?”

“我可以回唱片厂啊，老弟。如果再糟糕不过，我总还能到这里来在史蒂夫的加油站给车加润滑油吧。以前我做过。另外，你还可以和他们斗争，你知道。你可以和那些混蛋斗争。我最近听说在这个国家总有地方是有宪法，有人权宣言的。如果你睁着大眼睛朝资本主义的商店橱窗里看，你要了还想要，你抓了又抓，拿了还拿，你得到了拥有了又积攒，你的信念就此终结，畏惧就此开始。而我所有的，没有一样是不可以放弃的。你明白吗?没有！我是怎么会从工厂街上我父亲那处破房子里成就了这个铁林的大角色，而艾拉·林戈尔德只上过一年半的高中，又是如何遇上我遇上的这些人，认识我认识的人，享有我现在作为特权阶级正式成员所享有的舒适——这一切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在一夜间丢失这一切对我来说也不会显得有何怪异之处。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可以回到芝加哥。我可以在厂里干活。如果必须，我会去的。但不会放弃坚持我作为美国人拥有的权利！不会不和那些混蛋干上一场！”

我一个人坐在回纽瓦克的火车上时——艾拉到了车站，坐在雪佛兰车里等着接帕恩太太，我离开的那天，她又从纽约赶回来给他按摩膝盖，前一天我们踢过一场足球后他膝盖疼得厉害——甚至开始奇怪伊夫·弗雷姆怎么能受得了他，日复一日的。嫁给艾拉和他的怒火不会太有乐趣。我记得那年在欧文·戈尔斯坦家厨房的那个下午听他说了几乎是同一套关于资本主义商店橱窗，他父亲破旧的家和他一年半学校生涯的话。我记得听艾拉说这套话的不同版本有十次十五次了。伊夫怎么就受得了对这套辞令的纯粹重复和累赘，受得了那名攻击者的态度，和他不间断地只管把他那具迟钝的政治演说的乐器敲个不停?

在回纽瓦克的火车上，我想着艾拉用他的第二遍大动乱预言猛烈抨击——“美国要对苏联打核战争了！记下我的话！美国在走向法西斯主义！”——这时我还不够明白，无法理解为什么当他和阿蒂·索科洛这样的人正受到最严峻的恐吓威胁，我却如此不忠诚，突然间这样大大厌烦了他，不理解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比他聪明得多。我要急着避开他和他身上让人不愉快的难以忍受的一面，远离皮卡克斯山路去找寻我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