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13/16页）

那晚我回到火车上时，如此为奥戴坚决不移的宗旨所迷惑，以至于我所能想到的只是该如何去告诉我父母三个半月的大学生活就够了：我要退学，搬到印第安那州东芝加哥的钢铁小镇上去。我不是要他们给我经济支持。我会找工作自立，多半是低贱的活——但若不是全然为此，也差不多就是为了这个。我不能再继续认同中产阶级的前程，不论是属于他们的还是我的，我见过了约翰尼·奥戴就不能再如此下去，奥戴言辞温和以掩饰他的激情，但他仍旧是我见过的最精力充沛的人，甚至更甚于艾拉。最精力充沛，最不可动摇，最危险的人。

危险是因为他不像艾拉对我一样地在意我，也不像艾拉一样了解我。艾拉知道我是别人的孩子，直觉地明白——也另外被我父亲告知过——也没试图拿走我的自由或者把我带离我原先在的地方。艾拉从没试图教导我越过某个点，他也没有紧紧抓着我，尽管他可能一生都渴求爱，极度需要爱，会总渴望着亲近的感情。他只是在到纽瓦克时借我一时，独自在纽瓦克或一个人待在小木屋时偶尔借我来聊聊天，但从没带我去接近过共产党聚会。他整个那一部分生活对我是全然隐形的。我看到的只是他的怒吼，激烈言辞，雄辩，和装饰性的一套。他并不仅仅是无拘无束——他对我是讲策略的。虽然他狂热执着，在我面前他却很通情理，温柔，意识到某类危险是他自己愿意面对、却不愿让一个孩子去面临的。在我这里，这位愤怒的人显现了很是好性子的另一面。艾拉认为对我的教导只该到某一点为止才妥当。我从没见过这个狂热分子完整的样子。

可是对约翰尼·奥戴而言我就不是他要保护的谁的孩子了。在他，我是他要吸收的人。

“别碰那所大学里的托洛茨基分子，”午餐时奥戴跟我说，好像我为了托派分子的问题到东芝加哥来和他讨论。我们头挨着头坐在一家阴暗的小酒店的隔间里，他在波兰裔店主处信用还算好，我这样一个容易为男人间亲密关系着迷的孩子发现他很喜欢那里的气氛。那条小街距厂子不远，全是小酒店，只有一个街角有一家杂货店，另一角是教堂，就在路对面有一块地，堆了一半废料，一半垃圾。东面来的风很大，带来二氧化硫的气味。屋内则是香烟和啤酒的气味。

“我够不保守的，我认为也可以和托派分子玩玩，”奥戴说道，“只要你事后洗手就好。有人每天都对付毒蛇，竟至挤出它们的毒液研究解药，很少有人被咬死。正是因为他们知道蛇是有毒的。”

“什么是托洛茨基分子?”我问道。

“你不知道共产党和托派间的根本分歧吗?”

“不知道。”

随后几小时里他告诉了我。叙述中充满“科学社会主义”，“新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字眼，都是些我不知道的名字，比如（首先是）利昂·托洛茨基，像伊斯门，洛夫斯通，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一类的名字，和“十月革命”和“1937年大清洗运动”这类我不知道的事件，还有公式化的陈述，起头是“马克思主义格言说到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和“托洛茨基分子依从他们的错误论断，密谋阻止目标的实现……”。但不论叙述的细节如何深奥复杂，奥戴说的每个字都让我感到是尖锐的，一点也不遥远，他谈论的话题不是为了谈而谈，他谈它不是为了让我就此写篇学期论文，而是谈的他所经历的一场残酷的战争。

近三点时他放松了对我注意力的控制。他让你倾听的方法很特别，大多出于他默许给你的一个诺言，那就是，只要你注意听他说的每个字他就不会危及到你。我累透了，小酒店里几乎没有人了，我还是觉得身边仍在发生一切可能的事情。我回想起高中时那个晚上，我顶撞了父亲，去作为艾拉的客人参加了纽瓦克的华莱士聚会，我又一次感觉到沉浸于一场关于生活的重要争论中，是我自十四岁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一场光辉战役。

“跟我来，”奥戴看了一眼手表后对我说道，“给你看看属于未来的面孔。”

我们到了那里。我在那里。它就在那里，那个我长久以来暗自梦想着成为男人的世界。汽笛响了，大门洞开，他们来了——是工人们！科温笔下遍布各地的普通人，不起眼，然而自由。小人物！大众！波兰人！瑞典人！爱尔兰人！克罗地亚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冒着被烧被压或被炸开的危险制造钢铁的人，那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

我非常激动，竟看不到人的脸庞，不能真的看到人。我只看到一伙伙地涌过大门回家去。美国的大众！擦过我身旁，撞到我身上——那面庞，是未来的力量！我不能抑制要喊出来的冲动，为悲伤，愤怒，抗议，胜利喊出来，也压抑不住地想加入到这不给人威胁就不算是群众的人群中去，加入这一连串急匆匆穿着厚底靴子的人，跟他们一路到家。他们的嘈杂声就像角斗场里角斗前人群发出的喧哗声。角斗呢?正是为了美国平等的角斗。

奥戴屁股后面挂着一个小袋子，他从里面掏出一叠传单塞给我。就在那里，在这座像冒烟的大会堂的工厂范围内，我们两人并肩站着，给下班的每个工人发一张传单，他们伸出手拿走一张。他们的手指碰到我的手指，我整个的生命都因而翻腾不已。美国针对这些人也就是针对我！我立了分发传单者的誓言：我什么也不做，只做他们实现目标的工具。我只做个正直的人。

是的，和奥戴这样的人在一起你感觉得到他的引力。约翰尼·奥戴不是把你带上半路就丢下你一人不管。他一路都带着你。革命会抹去这点代之以那点——政治卡萨诺娃式人物就是如此的清晰，不挖苦人。你在十七岁时遇到一个有积极态度的人，他已经把理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都弄明白了，他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房子——没有一切把艾拉拉向二十个方向的那些东西，没有一切把艾拉拉向二十个方向的那些感情，没有艾拉那样的人由于天性而经历的剧变，不像艾拉忙乱于一面想从事改变世界的革命一面也和一位漂亮女演员结成夫妇，有了个年轻的情人，又和上了年纪的妓女胡来，渴望有个家，和继女斗争，住的是演艺城里豪华的房子和野地里的无产阶级木屋，决意继续在私下是一个人，公众前是另一个人，两者间隙处又是第三个人，作亚伯拉罕·林肯，铁人，和艾拉·林戈尔德三者累积而成的狂热而容易激动的集成自我——他反而除了思想别无主张，只对思想负责，几乎确定无疑地明白他的正直生活需要什么，于是你就像我想的那样想到，这才是我归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