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14/16页）

艾拉在伊朗遇到奥戴时很可能也这样想过。奥戴同样给了他触及内心的影响。使他与世界革命相联。只是艾拉最终费了同样的大力气去取得在其他事情上面的胜利去了——而奥戴所拥有和想要的一切不过是真实的事。是因为他不是犹太人吗?因为他是非犹太人?是因为像艾拉对我说过的，奥戴是在一家天主教孤儿院长大的缘故吗?是不是因此他就能够如此彻底无情而醒目地只过最最基本的生活?

他身上丝毫没有我体内的那种软弱。他看出我的软弱了吗?我不会让他看到。去除掉我的软弱，在东芝加哥这里和约翰尼·奥戴在一起生活！就在这家工厂门口，早上七点，下午三点，晚上十一点，在工人每次轮班后给他们分发传单。他会教我怎么写传单，写什么，如何写得最好以让工人采取行动，把美国变为一个公正的社会。他会教给我一切。我要从原先的舒适监狱里搬出，站到约翰尼·奥戴身旁，介入这个责任重大的环境，即为历史。低贱的工作，贫困的生活，不错，但在这里站在约翰尼·奥戴身旁，生命不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一切都有了意义，都成了深刻重要的！

你不会想象得到从这样的情绪之中我还能抽身回来。但是到了午夜我仍没有打电话给家里告诉他们我的决定。奥戴给我两本薄薄的小册子让我在回芝加哥的火车上看。一本叫做《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是共产党全国教育部准备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系列课程”中的第一课，短短五十页内犀利剖析了资本主义，资本家的剥削和阶级斗争的本质。奥戴答应下次我们见面时讨论我读过的东西，他会给我上第二课，他说，这一课“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阐述了第一课的主题”。

那天我带到火车上的另一本小册子《谁拥有美国?》，詹姆斯·S.艾伦著，说——预测——“资本主义，即便是美国这个它最强大的化身，也有在不断扩大的范围内再制造灾难的趋势”。封面是幅蓝白色的漫画，一个胖家伙戴着高帽留着辫子，傲慢地坐在鼓起的钱袋上，上书“利润”，他自己鼓鼓的肚皮上画着个美元图样。背景是不停冒烟的美国工厂，代表了富有的统治阶级从“资本主义的主要受害者”——挣扎中的工人处以不当手段剥夺来的财产。

这两本小册子我在火车上都读过了；在宿舍里又读了一遍，希望从书页中找到勇气打电话回家告诉他们我的消息。《谁拥有美国?》的最后几页标题为“做一名共产党员吧！”，我大声朗读出来，仿佛是约翰尼·奥戴自己在对我讲话：“是的，我们会一起赢得罢工胜利。我们将建起工会，聚集起来一步步一段段地与反动势力，法西斯势力和主战势力作斗争。我们将一起寻求兴起一场独立伟大的政治运动，与托拉斯的党派竞争全国大选。一刻都不放过篡位者和给国家带来灭亡的寡头政治。不让人质疑你的爱国精神和对国家的忠诚。加入共产党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你可以真正实现你美国人的责任。”

我想，这为什么就办不到呢?就像你坐上公共汽车去市里参加华莱士聚会一样去做啊。你的生活到底是你的还是他们的?你是有勇气实现你的信仰还是没有呢?这是你想在此生活的那个美国吗，还是你打算出去给它来场革命呢?或者你是不是像你所知道的所有其他“理想主义”大学生一样是另一个自私的、享受特权的、只顾自己的伪君子?你怕什么呢——是怕辛苦，怕不光彩，怕危险，还是怕奥戴自己?若不是你的软弱你又怕什么呢?别指望父母帮你。不要打电话回家请求他们准许你加入共产党。装好衣物和书籍回到那里动手去干吧！若你没做到，那么你勇于改变的能力与劳埃德·布朗又有什么区别，你的胆识又与想继承汤米·米纳里克在锌镇矿石堆外位置的杂货商助手勃朗尼有何区别?那么内森在没能放弃家里的期望去争取真正的自由上与勃朗尼没做到反对他家对他的期望去争取他的自由又有多少不同?他待在锌镇卖矿石，我待在大学里研究亚里士多德。我最终不过做了个有学位的勃朗尼。

凌晨一点，我从宿舍出发迎着暴风雪穿过中途区到了国际宿舍，这是我到芝加哥后第一场大风雪。服务台的缅甸学生认出我，给我打开安全门，我说，“找格卢克斯曼先生，”他点点头，也不管当时几点钟就放我进去。我走上利奥那层楼，敲他的房门。某个外国学生在房间里电热锅上自己烧过晚餐后几小时，你还能在走廊上闻到咖喱的味道。我想到，有印度孩子远道自孟买来到芝加哥学习，你还怕去印第安那住。起来与不公正作斗争吧！转过身，走吧——机会是你的！记住工厂大门！

但是因为我已经有太多个小时——太多年的青春岁月——弦绷得太紧，被所有这些新理想和对真理的幻想压倒，以至于利奥穿着睡衣打开门时，我哭了出来，因此大大误导了他。我一股脑倾倒出所有不敢在约翰尼·奥戴前流露的种种。软弱，男孩气，所有我身上不具奥戴特性的无用的一切。我身上一切不重要的特性。为什么就做不到呢?我缺乏的我认为艾拉也缺乏：即不把事物断然分为两极的心态，像令人羡慕地细瘦的奥戴那样清楚明白的心态，愿意摈弃除革命以外的所有人和事。

“哦，内森，”利奥温柔地说道。“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他第一次叫我“朱克曼先生”以外的称呼。他让我在他书桌前坐下，就站在几英寸外看着我，我还在啜泣，一边解开短呢外衣的钮扣，外套被雪花打湿了，沉甸甸的。他或许以为我准备把衣服都脱了。我却开始对他讲我见过的那个人。我告诉他我想搬到东芝加哥去和奥戴一起工作。为了良知我必须如此。可是我能不告诉我的父母吗?我问利奥这样是否诚实。

“你这垃圾！你这个娼妓！走！离开这里！你这个两面派，戏弄男人的娼妓！”他说道，用力把我推出房间，砰地关上门。

我不明白。我没真正理解过贝多芬的音乐，我仍旧读不懂克尔恺郭尔，也不明白利奥对我喊叫的内容和他为什么对我喊叫。我所做的不过是告诉他我正考虑和一位四十八岁的共产党员钢铁工人一道生活，他的样子有一点像年纪大的蒙哥马利·克利夫特——而利奥转而把我赶了出来。

不只是住在过道对面的印度学生，几乎走廊里所有的印度学生和非洲学生都跑出房间看出了什么乱子。在这个钟点，他们大多穿着内衣，他们看到的这个男孩刚刚发现在十七岁的年纪不那么容易获得英雄主义，不像十七岁时那么容易拥有为英雄主义和差不多是所有事物的精神层面所吸引的天分。他们以为他们所见到的是完全另一回事。我自己仍旧没搞明白他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所见，后来，到了下一堂人文课上，我才意识到利奥·格卢克斯曼自此以后将把我记作不只是不比人高明，更不要提我不会成为一名伟人，而且还把我看作是芝加哥大学所收过的最不成熟，文化上最落后，最可笑的平庸之辈，真是不像话。那一年余下的时间里，所有我在课上的发言、为课程所写的文章，以及我写的长信都在为自己解释，道歉，指出我并没有离开大学去和奥戴一起做事，都不能打消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