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成书后在泰晤士报上增添的文章和信件（第3/5页）

另外我注意到，人们开始充分利用沙袋堆成的宽阔路障，舒服地坐在上面晒太阳吃午餐。直到现在，咖啡桌仍不能放在室外，“因为它们会阻碍人行道。”不过现在，不管愿不愿意，人行道已经被阻碍了；英国人终于发现了在新鲜空气中一边看着行人经过一边吃东西的乐趣，他们不可能再允许别人不经同意就把他们困在室内。

有两样东西很令人怀念，第一件令人些许怀念，第二件令人相当怀念。第一件是金色的窗户。过去那些窗户非常可爱，在刚点上灯却还未拉上窗帘的这段时间里，如果走在街上，你时常能瞥见别人的生活：一张铺有红色桌布的厨房餐桌，一个胖厨子坐在桌边费力地写着信；或者底楼的一间客厅，干净整洁的房间里摆满了显然是结婚礼物的东西，一位新嫁娘令人感动也有些略带傲慢地坐在里面缝东西，你能看见她的耳朵在聆听是否有门锁钥匙的转动声；或者一位坐在炉火边玩填字游戏的老人，他刚度过了一个空虚的下午，还有一个空虚的夜晚要打发。偶尔，要是运气非常好，会看见一间正在举行孩子生日聚会的餐厅；蛋糕上围了一圈发光的蜡烛，桌子边围了一圈发光的脸庞；有一张脸比别的都要更闪亮，如同戒指上的宝石。不过现在这些都消失了。突如其然地，房子直接从白天跳到了夜晚。再也见不到那些事物了；只能靠想象。

我怀念的另一样东西是孩子，非常怀念。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至少在周末我还能见到他们（以及很多其他孩子）：而是总体而言的孩子，城镇人口的一个部分和一项要素。也许在伦敦其他地方会不一样，但在这儿他们肯定变成了稀有品种。他们曾经是雏菊，如今却成了蜂兰。坐在公共汽车上，如果听见孩子的声音，你会愉快地抬起头四下张望，并且一路都舍不得将视线移开，特别是如果那孩子小得只会乱说乱动。不过当你看到那孩子腿上的防毒面具，你的兴致也减了一半。

周二的时候我去听了国家美术馆的第一场战时音乐会。那真是绝妙的体验。各式各样的人，老的小的，穿着时髦的和衣服破烂的，穿着制服和不穿制服的，士兵，护士，为救世军工作的女孩，打字员，办公室职员，塞着耳塞的老太太，还有盘着辫子的普通“音乐人”。大家全都挤在一块，坐在镀金的椅子上，坐在黑椅子上，坐在绿色帆布轻便折椅上，坐在白色肉色相杂的大理石地板上，甚至坐在钢琴台上；还有很多人站着，或者靠在镀金边框上，那儿原本是挂大型祭坛装饰画的。也许有些人去那里是出于好奇，不过大部分还是因为他们被强烈的渴望所折磨，对音乐的渴望，对通过情感重获宁静的渴望，以及在喧嚣刺耳的世界里对模式和秩序所带来的安全感的渴望。她弹得非常出色，发人深省，仿佛她是第一次发现——不，重现——音乐。巴赫，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很讽刺，不是吗？当德国人中的卑鄙无耻之徒将伤害强加于这世界时，人们投向那些伟大的德国人，在他们那里寻求心灵的慰藉。好多人都哭了，那场面如同一场布道会。它确实是，从某种角度来说。奇妙的是，她弹奏的每首曲子都有一种双重的可爱，仿佛她提炼出墙上消失的画作中的美，融入进她的音乐之中。那真是令人难以忘怀。

永远爱你的，

卡罗琳

一些看法

1939年10月19日

最亲爱的苏珊，

我收集了一两个关于战争的看法，也许你会想听听。我不是说政治上或战略上的，也不是说上周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而是更私人（因而也更普遍、更重要）的方面。

首先，有一位J夫人，她坚持要待在伦敦，尽管她女儿想方设法要让她搬去什罗普郡。“赫尔伯特觉得把我留在这儿不道德，”她昨天说。（赫尔伯特是她那糟糕的女婿。）“他带着惯有的那种残忍、坦率的态度说，我会像空袭受害者一样令人讨厌。但是你看，我成为空袭受害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不太出门，而且已经把阅览室改成了一间很不错的防毒气避难所。相反，要是我去和赫尔伯特及桃乐丝住在一起，我肯定会变成令人讨厌之人，日复一日。我不喜欢乡下——尽管我承认它带来了很多上乘诗作——但我无法忍受赫尔伯特；至于桃乐丝，她是个可爱的乖孩子，虽然太喜欢乡下了点。对她我已经尽力了，有时我甚至希望她能和一个不那么相配的人结婚。但是她遗传了她爸爸，喜欢回归自然。

她说的当然完全正确。在乡下她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坐在壁炉边对着赫尔伯特发闷气，然后看看可怜的桃乐丝，就好像金盆洗手的走私贩看着那嫁给了税务官的女儿。但是在伦敦，她是所有朋友的宝贝。她大开房门，为刚下夜班的人们提供最可口的早餐（她也提供其他几顿饭）。她身穿一件优雅的红色天鹅绒下午茶礼服，在那间正对花园、镶有嵌板的长餐厅里用暖锅自己做饭。“我年轻时，”她说，“人们很早就醒了，这样才能早点起床做些有用之事。”有一天她还评价说，战争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废除了年老。我很愚蠢地问她是不是因为人们活不到变老的一天？她说不，当然不是：她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幸已经老了，那在战争期间你也根本不会意识到那点，因为——至少在现代战争中——你对生命的期待突然变得比其他人更少。

“我从来没想到，”我吃惊地说道，“你会害怕变老。”“通常来说我是不怕，”她承认道。“只不过有时我会惊恐地突然意识到，和我说话的人正在体谅我。那让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我永远都不要别人体谅我。特别，”她眼神发亮，然后补充道，“特别不需要赫尔伯特的体谅。”

这和艾格尼丝·灵菲尔德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我几天前在斯隆街遇见了她。她坚持要带我去喝咖啡，然后她把双手撑在桌子上，一脸忧郁。“自从那天我们在特里萨家吃饭后我还没见过你，那天她还把我和那个可怕的小左派放在一起，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尼什，”我说。

“当然——纳什。”

“尼什，”我说。

“莱什。哦，好吧……”（我最喜欢研究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像艾格尼丝这样的人如何把他们讨厌之人的名字念错，特别是当他或她来自较低的阶层。这可真是一项可悲又幼稚的武器。）

“不管怎样，”她继续说道——尽管我看不出两者间有什么关联——“你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多糟糕多混乱呀。”我说，是啊，真是很糟糕，一切战争都很糟糕：不过说到混乱，我可不这么认为。“哦，当然，”她说，“我们不可能输，或者发生任何类似的情况。但是恐怕我指的是你和我，我亲爱的卡罗琳。上一场战争标志着我们童年的结束：这一场会标志着我们青春的结束。”这话听着很巧妙，以至于我不信任这话：巧妙的东西很少是正确的。当然，那根本就是胡说八道。谢天谢地，人可不能靠那样的分水岭来划分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