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成书后在泰晤士报上增添的文章和信件（第4/5页）

她悲戚戚地总结道，“当然，即使战争的结果还不错，这世界永远都不会再和从前一样了。”迄今为止，至少有一打不同的人对我说过这句话了，每一次听到它都令我更加困惑。我在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话的人的丈夫或儿子身处危险之中，那还能令人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从不谈论将来；他们只是活在当下，就好像它是一间黑屋子里的一小团灯光。不，说那些话的人似乎都是同一类人，他们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物质上的安全感和一种舒适的确定感，确定当他们坐下用餐时，训练有素的客厅女仆会走进餐厅垫起靠垫。他们令我厌倦。“这世界永远都不会再和从前一样了”——老天，迄今为止（除了在少数像我们这样的幸运之人眼里）这世界真的美好到不能改变了吗？如果我们的信号灯从绿色变成红色，如果开始轮到另一条车流通行，我们真的有权抱怨吗？

此外，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情都维持原样：思考的乐趣，意识本身所带来的愉悦，以及最重要的，人际关系那永不消逝的美丽。更不要说别的细微小事，爱，勇气，善良，正直，以及人心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恢复能力。战争也许会打破个人记录，但无法摧毁由这些事物构成的大环境。不过，尽管能在信里洋洋洒洒写下这些，我还是没办法早上十一点在斯隆街喝咖啡时对艾格尼丝说出这些话。所以我只是含糊地说道，不，我不这么认为。她叹了口气，带着一种委屈的口吻说道，“我得说，要运气好到能生活在和现在不一样的时代，似乎确实没那么容易。”

可爱的艾格尼丝，她真是帮人理清了思路。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我强烈感受到，哪怕你付我钱我都不愿意生活在别的时代。我没说出口；毕竟，咖啡是她请的。不过当我和她分手后，我发现自己过马路时特别小心，因为要是被车撞到而因此没法见证即将发生的事情，就实在太可惜了。

永远爱你的，

卡罗琳

滞后的悲剧

1939年10月20日

最亲爱的苏珊，

谢谢你的来信，或者说，你的抗议。对，我要道歉——不是因为我在上一封信里说的关于艾格尼丝·灵格菲尔德的话，而是因为我懒得说的话。这是关于写信最糟糕的一点，哪怕是长信。很多时候，你只有时间详细描述某些心情或事件，根本来不及描绘其背景，而无这背景，其特有价值则会遗失。

关于艾格尼丝的悲叹，你责备我不该说“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情都维持原样”，无论是否发生战争。那没错，你说，可那些成千上万的曾苦苦维持生计的人呢？那些现在被彻底毁了的人呢？比如，你和克莱姆以前的家庭女教师？她花掉每一分存款买下了西肯辛顿的那间提供膳食的公寓，结果所有的房客都躲去了乡下。你说你怀疑“思考的快乐”和“意识本身所带来的愉悦”能给她带去多少安慰。我最亲爱的，我没有忘记贝恩斯小姐（事实上，我上周还去看望了她——不过我之后再跟你说这事）。我也没有忘记所有其他的悲剧，那些潮水退去后遗留在大城市但却未被公之于众的悲剧——小书店老板，小家具店老板，车库业主，卖旧画的男人，卖自制蛋糕的女人。你不可能忘了这些人：迄今为止，是他们构成了战争最长的伤亡名单——可他们甚至都没得到荣耀作为安慰。

若能理智地抽离现实，你会发现我们同时生活在战争与革命之中；并且——前提是我们能尽快赢下这场战争——从这场革命中我们会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那儿不会发生这样的痛苦悲伤。但是，当人们为了不被淹死而被迫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眼前这摇摇晃晃的踏脚石上时，你不能希望他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可以说，尽管他们是滞后的悲剧，可不减一丝一毫的悲惨。

当我向你描绘艾格尼丝·灵菲尔德哭诉着抱怨一切永远都不会再和从前一样时——她所指的只不过是她也许只能点两道菜而不是四道菜，以及除了那“无趣的”银饰她得把其他都收好，我是希望你能看见整件事的背景，那由真正的牺牲者构成的背景。其他那些人令人震惊也令人敬佩，他们从不会哭诉哀号。他们很有自尊：此外，因为他们不习惯过于倚赖某种安全感，所以当那安全感消失时，他们也不会彻底失去平衡。而艾格尼丝就像十九世纪画中那些拖着长裙的优雅女士：你只要从她的手肘下抽走那镀金大理石底座，她就会仰倒在地。

不过事实上，尽管我一直在谈论的是真悲剧而非假悲剧，我仍不能收回曾说过的话。“思考的快乐”之类的事，也许就像你说的，当你损失存款时，当你的房子被毁时，它们确实不能带来多少安慰；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们仍能起到些许帮助，聊胜于无。你不能否认，一个破产的寄宿公寓房东如果能欣赏肯辛顿花园的绿树抽出枝芽，那他肯定会比不能享受此景的破产房东要更快乐。事实上，当我去探望贝恩斯小姐时，她说过类似的话。她还给我看了她种的球茎。

“我很高兴终于有时间种下这些花，”她说。“战争爆发前我实在太忙了，根本没空种花；现在它们是少数几件能让我能活下去的事之一。看——我在每个碗里放了一根标尺；这样我每天早上就有动力下楼。还有一件事，”她说，“我经常在想，特别是在晚上，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让所有教过的孩子背了那么多诗。我不知道克莱姆和苏珊是否还记得任何一首，但我自己都还记得。然后我继续想，唔，有一个房客甚至没和我说就直接跑走了。”（这让我想起白治在战争伊始提出的一个看法，依照当时的情形，我们似乎不会再有话剧、电影、美术、音乐。“我们得靠储存美而活，”他说，“就像松鼠存储坚果。”）

我已经邀请了贝恩斯小姐来斯塔灵思过圣诞。如果克莱姆能被准假，她肯定会很高兴再见到他，即使他放不了假，她说她也乐意见到一屋子孩子。我完全是一时兴起，而且我也只能想到这个法子让她高兴起来；但我很清楚，这不会解决贝恩斯小姐——或者所有其他和她一样的人——的最终问题。这又把我们带回了慷慨女士[57]和急切革命者的老争论上，到底值不值得修补一间破屋子——或者社会体系、世界秩序，以及随便什么东西——当真正需要做的其实是推倒重来。慷慨女士给穷人发了一碗汤，然后坐回自己的世界，觉得已经尽到了义务。急切革命者带着对“安抚之计”的嘲讽，急匆匆跑出来告诉全世界，然后也觉得自己尽到了义务。我个人认为，他们都错了。发汤给穷人然后就不闻不顾绝对是不够的：但对世界进行改造（这不可能一蹴而就）然后离人而去，而且连汤也不发，也同样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