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3/6页）

“阿姆斯特丹。这些天的短途旅行，你都做了些什么？”

“不是短途旅行，是去出差，非常劳心劳力，效果也很好。有家酒店不错，我总是住在那儿，运河边上一幢高高的老房子。他们尽量给我顶楼的房间，很合我的心意。你可以看看树木，看看河水，还可以看船只经过。有一次，是冬天，还有人在滑冰，就像勃鲁盖尔[36]的画一样。他们一大早的，七点钟吧，就给我端来咖啡面包还有果酱。我讨厌急吼吼弄得手忙脚乱的，喜欢悠着点慢慢来。我到哪儿都是用走的。这次是另一家酒店，那里开过许多会。结束了以后，我和朋友吃晚饭—我认识很多同行，当然了。”

“那当然。”

“我通常都是走回去的，我喜欢在阿姆斯特丹四处走走，然后回去上床看书。”

他看着我，有点嘲弄的样子。我们拿着酒杯慢慢啜饮，心里打算喝光了再续杯。酒水的光泽和欢乐吵闹的人群让我感觉舒坦了很多。他说：“嗯，这下好多了。”他拿起我们俩的空酒杯，到吧台上让酒保添酒。

“我这人比较糙，没见过世面，话说你整天都在忙什么呢？”

“这次嘛，我听了好多场报告和演讲，发言的人来自世界各地。讲时尚业—现状啦，危机啦，时尚业总是有危机……”

“一切总都有危机，你没发现吗？”

我们都笑了，放松随意地笑了。我们注视着对方，眼睛都不愿意看别的东西。他拿回我们的酒杯，我突然说：“我打算打电话回去，说下午不到办公室了，要是你下午有空的话。”

“我有空啊。”

我让汉娜跟查理说一声—那时候查理还没走，说我下午请假，这件事那件事都该完成，由他来完成。

我回到我们那张桌子，悄然坐到座椅上，好像就此进入了永不停休的幸福之中，因为整个下午尽在眼前。他说：“你吃过早饭，走到另外一家酒店，在那里听人发言，听了一整天？”

“没错。我也讲了一场。与会的人来自南美、加拿大、美国和欧洲各国，还有苏联，五湖四海的。你知道—时尚业，是个巨大的产业。”

“你的讲话都说了什么呢？”

“是报告。我代表英国的高端女性杂志发言。”

“你听了四天报告？”

“我们也分成小组—委员会和分委会，讨论各个方面，主要是经济萧条。”

“哦，对，经济萧条。”

“这可是眼下世界各地会议的真正议题呢。”

他说：“我们这下要承认经济萧条了吗？”

我说：“也不只是讨论经济萧条。上一次，议题除了经济萧条，还有战争。”

“没错。”

“没错。”

我对着他举起酒杯，知道我的笑容有点勉强。他的微笑则是冷冷的。

“我们别。”我说。

“嗯。但我觉得吧，可以在这会儿告诉你我在美国都做什么了—可以吗？好。我们接到了一通紧急电话。我们有个儿子，是唐氏综合征患者，也就是低能儿。他叫约翰。我们并没有把他送进养育院，或者其他什么机构，我们不想那么做。但是这次我们俩都回国的时候，也就是四月份，我们没带他回来，也没法这么做。得有人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我们在华盛顿请了个保姆，是古巴人，就住在我们家里，现在她就像我们家的一员。但是她自己家里出事了，她母亲的事。一开始我们以为他可没有人能托付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应付先天不足的人。”

“他几岁了？”

“年龄嘛，十六岁了，比凯瑟琳小两岁。不过他实际上就相当于四五岁。他非常可爱—低能儿都很可爱，你知道的。我们从没想要把他送进公共机构，那样的话我们和他的生活都会有太多遗憾。我有时候想，我们一家五口中，他是唯一快乐的人。”

听着他这番话，我所做的，就是把细节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整个剧情逐渐明朗。一幢房子，理查德在里面，凯瑟琳是大女儿；白痴小男孩，身边的一切都围绕着他来作出调整—只能是这样；他的妻子，还是个未知的变量；身材壮硕、敏感善良的热带妇人……他说过五口。

“五口？”我问道，“包括古巴保姆咯？”

“不包括。加上玛利亚的话，是六个人。我们的儿子马修极有抱负，非常勤奋，和我妻子一样。”他很快地补充了一句，还瞟了我一眼：你得接受这个现实，迟早的事。“是的，但是没有人能用‘阳光少年’这个词来形容马修。他用功学习，也拼命玩，两方面都不含糊。凯瑟琳总是笼罩在约翰的阴影中。他出生的时候，她才两岁，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很受弟弟的困扰。马修就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他接受了现实，走自己的路，早早地就在情感上脱离我们独立了。但是凯瑟琳爱约翰，她一直都爱他，为他伤心难过。客人来的时候，这个快乐的白痴也在，有点像是个畸形的侏儒，岿然不动，老是呵呵傻笑，像只撒欢的小狗，凯瑟琳替他感到难堪，你知道—别人头一次来，总是得了解我们的处境以后才能适应过来。凯瑟琳总要苦苦思索，我想她内心深处肯定无法忍受。我相信，对她来说这是某种无尽的痛苦。西尔维亚和我……”他又瞟了我一眼，在估摸着，甚至下结论：她得接受这一点，她接受了吗？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捏了捏，叹了口气，脸上的表情就像是母亲或者护士哄小孩吃药一样，非常认真，看到孩子吞下药了总算放了心—这些都写在脸上。“哦，简娜……”他压着声音接着往下说，“我和西尔维亚经常探讨这件事，你可以想象。我们总是安排凯瑟琳多出去，多和朋友们待着，去夏令营—你知道，这是美国为年轻人夏天作的安排，非常好的做法，你们这里应该多开设……”我当然注意到了他说“你们”，但他自己没有注意到。“可是无济于事，你看，我们可以让凯瑟琳整个夏天都参加夏令营，但她会每隔一天就打电话问：约翰怎么样？不，真正承受了约翰负担的人是凯瑟琳。”

“不是玛利亚？”

“不是，精神上不是。就是这么回事。玛利亚自己没有孩子，也没结婚。她生性开朗，又闲不住。”我不由得径自微笑了，因为这话听起来像是医生的诊断记录。“某某人开朗好动，兴趣广泛，预后良好。”“凯瑟琳爱约翰，听起来难以置信，但是千真万确。他也爱她。为他伤心难过的倒不是我或者西尔维亚。我们都非常辛勤忙碌地工作，你懂的。我们都说—尽管别人不太容易理解—回家看到约翰，就恢复了精力。他们（低能儿）就是有种欢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