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第16/22页）
然而在家里，人人都尊重他。在我童年时，大家都如此不厌其烦地说起他，现在让我觉得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我甚至仿佛听到了每次谈话都附加了一个声音；仿佛那一个个脑袋都一再转向那空荡荡的暗室里，望着那个不在场的人的身影。母亲总是首先把话题引到他身上，而父亲则是他事业的守护人，不仅守护着那片果园，而且也守护着那些衣物和几本书。难道那仅仅是我后来的幻觉吗？父母亲在病房里额头贴着额头的情形与其说是夫妻恩爱，倒不如说是相聚一起为那个最心爱的儿子而哀叹，两个额头要为始终还期盼着他的归来架起一座桥梁。毫无疑问，丈夫和妻子以各自的方式，都在兴奋地爱着那个失踪的儿子，正像这个不信上帝的母亲说的，他是“为人之子的榜样”。妻子一听到他临近的消息，立刻就会给他准备好“居室”，洗一洗门槛，给大门装扮上花环，而丈夫则会套上从邻居借来的白马，坐上那擦得铮铮发亮的四轮单驾轻便马车，鼻子上挂着幸福的泪水迎着他赶向空旷的天边去。
惟独姐姐一再反对这样的神话（像父母亲认为的：因为她把自己爱情失败的责任怪罪于他了）。她反驳说，他肯定把自己那一只独眼投向一个个女人了，只是由于破相而没有在她们那里找到幸福罢了；他没完没了地咒骂干农活，尤其在炎热时，在陡一些的坡地上则更为甚之（讨厌的差事！）；他作为讲斯洛文尼亚语的政治家从农业学校回到家乡，在家里和村子里挑起了事端；他尤其是犯了亵渎圣灵罪，因为他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对一切灰心丧气了，比如说那个姑娘简直不得不求着结婚却被他拒绝了，理由是他反正会早死的。
说实在的，从哥哥的信中和便条里，也流露了一种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多地表现出的绝望。首先是那些机械，它们“看样子反正要不了多久就会替代了我们，因此我根本就不用再回家了”。然后他在战争刚开始时认为，当“一个永久的士兵”。他的书面诅咒越来越频繁了。恰恰“在这美好的季节里”，行军数日，他听不到“一声鸟叫”，看不到“路旁有鲜花”，并且害怕变得不会说话了：“一年后，我就再也不会说话了。我们现在已经如此怕见人，犹如山上的动物一样，一看到有人来，立刻就溜不见了。我们的情感需要和谐，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开心的。”天天都一个样，感受不到周末或者节日的气氛。他没有能力回首往日了，“恨不得把一切都给颠倒过来”。到了最后，他不仅诅咒这场战争，而且也诅咒这个世界：“这个该死的世界！”
当然，就我本人而言，不管是作为听众还是读者，我也从来没有可能怀疑过一个绝望的哥哥。难道始终不就是表象（“菲利普·柯巴尔就醉心于表象”）比每个依然那样确定无疑的事实更强烈地控制了我吗？那么这个表象到底是什么呢？姐姐那突然的沉默，那变得越来越从容的神态，那深思熟虑的样子，这一切不也属于表象吗？即使她对这个失踪的人持反对态度也罢。只要一说起她哥哥，她那做鬼脸的习惯立刻就停止了，平时总是剧烈地眨个没完没了的眼睛也眨得少多了。看样子，仿佛她这会儿苏醒过来了。她说话时的神气也一模一样，刚刚还笨口拙舌，又杂乱无章，像一个沉睡者在说梦话，可现在又是吸气，又是把脑袋从容地耷到一边，倾听着她说出的每一句话。
这样的表象尤其来自格里高尔所书写的东西。这东西给了我一个现时的图像，同时也伴随着抱怨，哪怕有些地方描述的是不可挽回地逝去的东西，比如他不直截了当地说：“当我的情况还挺好的时候……”，而是采用了一种表达方式，直译叫做“当鸟儿为我歌唱的时候……”；他把家乡的春天换句话说成“当蜜蜂穿着（花粉）裤子的时候”；在他那里，“丑陋的母亲，可口的饭菜”替代了我们“不幸中的万幸”；他在词典里为自己的大名找到了附带的意义，那就是让他一看见就作呕的“奶皮”。说到底，首先是他那些对于颜色的表达，本身就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生灵或者事物的范围：“那个带花斑的东西怎么样？”可以是问一只蜜蜂、一头奶牛、一只山羊、一只鸡、一种豌豆等。
然而，在阅读时，我觉得那些时态独特的句子要比这样的图像影响更加深远——指向也超越了我的现实——，那就是所谓的“第二将来式”。显而易见，哥哥经常运用它，因为斯洛文尼亚语中没有这种时态，所以，他不得不分别把它转换成德语：“我们将走在这绿色之道上。界石将站立在那边缘上。一旦种上了荞麦，届时我将又是干活，又是歌唱，又是跳舞，又是睡在女人身边了。”
我此刻意识到，也是双重的缺失形成了这样的表象：我哥哥那些手稿是不完全的，我对他也没有亲身的回忆。由于他遗留下来的东西那样残缺不全，所以，我觉得阅读起来就像在阅读那些分别由古希腊寻找真理的人（无论如何我想像着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又是哀求，又是结结巴巴，最终发出他们幸福的叫喊）零零散散传承下来的残章断篇：比如“女舞伴，女葡萄农”这两个独立的、脱离了关联的词围绕着自身显示出一个晕圈，并且照亮了这个世界；它们的光芒也在于没有进入一个完整的句子里，或者一个“详细的论述”中。特别是由于一想到这个失踪的人时，没有对一个活着的人的想像，没有气味，没有声音大小，没有步伐声，一句话，没有什么特性参与其间。所以，在我的心里，哥哥会成为那个传说中的英雄，那个坚如磐石的虚幻形象。想必他曾经在休假时看到了我，因为他不在场却被指派为我的洗礼教父。可我当时还是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再也记不得什么真切的事儿了。“我届时将弯下身子看看这个受洗者”，从前线来的信中这样说。
在这句比我的回忆都如此更加唾手可及的话语里，我感觉到哥哥始终在弯下身子看着我。这时，他常常是母亲的对立形象：如果说母亲预见我的未来时恨不得蒙上头去的话，那么哥哥那只健康眼睛则亲切而殷勤地打量着我，并且高兴和我一起沐浴在阳光下，而那只瞎眼也不再有什么感知了：反正是看不见了。一个压得让人透不过气，笼罩着我，另一个是虚幻和表象，二者势不两立——就是到了今天，这依然是斗争。也正因为如此，我把一个与我同父同母的人称为我的“祖先”。是的，我把格里高尔·柯巴尔，那个叛乱者最温和的后人，一个甚至连姐姐都承认“从来都没有带过响鞭走来”的人确立为我的祖先，尽管我自己，无论如何在想像中，却始终在身上带着一根鞭子，以对付这个或者那个敌手。说实在的，恰恰在有些充满冒险的生存时刻，一种宁静便弥漫在我的周围。在这宁静中，我不仅看到这个选择的祖先在亲切地弯下身子看我，而且就代表着他本人。当然，我不可能把他呼唤过来，以便在危险之中找到宁静——恰恰相反，我找到了宁静，而他作为我的坚强后盾到场了。也就是说，要想求助于那些祖先是不可能的（我心里明白，那个惟一起作用的祖先就是语句，它走在我正好要面对的一切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