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第6/22页）

然而，在这条南斯拉夫大街上，眼下就不存在什么多数或少数，因此，也没有谁是少数——惟有形形色色的，同时又步调一致的熙熙攘攘。继耶森尼克这个小地方之后，我后来仅仅在那些世界大都市里有过这样的经历。而我活动在其中，首先是作为外国人，在那些群山之后，在一条条克恩滕大街上，我每次都感激外国人的出现，因为他吸引去了人家对我的注意。然而，在这里，在这人群中，在这些街头行人堆里，他拥有了自己的位置。在那儿，我通常总是不断地变换步子，躲来躲去也躲之不及，免不了与人相撞。而现在，我跟着一起走，尽管对拥挤如此不习惯，可在这柏油路上，我的每一步都有自己的活动空间。终于有一次，我不用没精打采慢腾腾地走了，不用吧嗒吧嗒地拖着脚走路了（就像大家在寄宿学校的楼道里一样），而且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脚步，踏着让人可以感觉到从脚趾经过拇指直到脚跟展开的脚掌，晃晃悠悠地走去，顺便把小东西踢到一旁去，有一种宁静放肆的感觉。当我再次经历时，我才感觉到这样的放肆当初就是我童年的特性。与我熟知的那群人相比，这群人真正让人惬意的东西首先是在他们身上没有出现的东西，找不到的东西：羚羊毛帽饰、鹿角扣子、罗登缩绒厚呢西装、皮裤子，总而言之，找不到任何地方服装。这些街头行人不仅没有地方服装，而且身上也没有什么徽章，没有社会等级偏见。就连警察的制服也不起眼，有点像公职人员的服装，也很得体。一种让人觉得无比强大的惬意是，从“茫然无措”中解脱出来了，可以昂首挺胸，直面而视，望着一双双眼睛。它们不是在轻视一个人，而只是显现出自己的颜色，并且以这样的褐黑和灰黑的颜色来展现“这个世界”。还让我觉得既新鲜又自豪的是，在这里，外国人这个概念不复存在了。在和人家一起行进的行列里，我认识到了自己的相似性，外在和内在的相似性，仿佛从来就没有过一面镜子会给我映现出这样的相似性来：我的身材和他们一样，体格细长、瘦骨嶙峋、脸面粗糙、动作迟钝、两臂摆动也不灵巧；我的本性和他们一样：顺从、甘愿效劳、俭朴，就是那些数百年来沦为无王的人、无国籍的人、小工、奴仆（其中没有贵人，也没有大师）的本性——与此同时，我们这些蒙昧主义者也共同放射出美好、自信、大胆、造反、渴望独立的光芒，这个人民大众中的每一个都是另一个心目中的英雄。

此时此刻，那些行走的人仿佛成了辅音，加入到那些在我心里唤起了一个个事物的元音，然而并没有因此组成词语。惟独打动我的是那完全独立于自身肺腑之外的第二呼吸，一种令人激动的气息。突然间，凭着它，我可以解读出从我身旁扛过去的报纸标题了，是斯洛文尼亚语，没有头版头条，犹如我的德语，况且让人耳目一新，如同看不到那地方服装的五颜六色，是实实在在的消息。再说这群人里叙述的许多东西，我也一下子听懂了。难道是因为在这儿街头上没有人和我搭话吗？难道是我从上小学以来一直耿耿于怀，就是因为当时出于义务，必须和老师用外语交谈吗——仅仅是顽固不化？和通常一样，jutro就是早上，danes就是今天，delo就是工作，ceste就是大街，predor就是隧洞。连那些商铺的名称我都可以翻译了，它们真的都好简单：在奶站里，与北方或者西方的市场叫卖不同，标识的无非就是个“奶”字；在面包店里，标识的也干脆就是“面包”两个字；mleko和krub这两个词的翻译并不是翻译成另外的语言，它是一种回归到那些图像，回归到词语的童年，回归到奶和面包的第一个图像的翻译。银行，即banka，以此类推，无非又是那习以为常的东西。然而在这里，银行也显现为某些本原的东西，因为它的窗户并不是橱窗，也不是用来陈列展品的；因为在这儿，这些地方什么也不摆放，空空如也。可在我的故乡之国里，比如说，一到这样的地方，那五颜六色的储蓄罐简直堆成了金字塔，好诱人啊。那是一种向我开放的空白，一种我可以向它求教的空白，就像求教行人那一张张空白的面孔一样。在这些行人中，与在家乡不同，我不用去寻找这个家人或者那个同村人，让他们面带洞察的微笑，把我从面具枷锁中解救出来。在这儿，一张张面孔是空白的，这就是说，它们没有面具——这时，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些年轻人的图像。他们挤在一辆拖拉机拖斗里，皮衣直裹到脖颈上，正在前往一座阿尔卑斯山城的途中，要在那儿的大街小巷里，按照习俗，表演他们那野蛮的狩猎情景：直到城边上，那些为此必需的荆条和锁链，他们还没有握在手里；那些即刻就要套在自己头上的巨大而可怕的面具依然放在他们脚下。尽管小伙子们一个个都那样土里土气，可是他们露在外面的一张张面孔连同他们打着褶子的皮领子看上去却多么苗条，多么善良，又多么随和！同样，我也可以看到耶森尼克那一张张面孔里去，仿佛那是独一无二的面孔，仿佛这给了我在国内一次也没有感受过的尊严，无论在自己身上还是别的什么人身上——或者还是曾经感受过，是的，在父亲身上，在复活节的晚上，在林肯山村教堂里，他披着一件拖在地上的紫色长袍，和村子里另外几个男人一起跪在那应该预示着空空的墓穴中有复活者会冒出来的洞窟前，然后猛地一下在前面伸开四肢，五体投地，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遮盖在那带有蜡渍的红色中，让谁都认不出来了。就像父亲听广播音乐会时列举起一个个乐器一样，那么我现在从交通和工厂的轰隆中听得出一个个响声，并且可以清楚地把它们相互区分开来，火车站里缓冲器砰的碰撞声与超市里购物车的丁零当啷声；烟囱出口蒸汽的咝咝声与高跟鞋的嘎吱声；锤子的击打声与自己吸气和呼气的声音。我心里盘旋着，这样突然会听辨的能力够奇怪了，同样也来自这里不存在的东西，找不到的东西，应该有而没有的东西，在这个斯洛文尼亚工业城里缺少的东西。由于那习以为常的教堂大钟不响了，我才对这周围的一切获得了灵敏的听觉。也就是说，这不是随便哪个国家，而是这个确定的国家，这个有缺陷的国家。让它和我那个习以为常的国家的富裕比起来，才可以辨认它，看懂它是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