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第7/22页）

然而，我如此感知的世界王国超越了当今的南斯拉夫，也超越了所有那些从前的王国和帝国，因为它的符号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有些过境旅客报纸的西里尔字母依然清清楚楚；一幢公务大楼上的古奥地利铭文依稀可见；一座别墅山墙上的“欢迎您！”，看上去就像古希腊椅7一样。——可是，一家加油站那块透过树枝隐隐可见的加油标牌却显得意义模糊了。它不禁使人想起只有在梦中才经历的东西，想起中国来。而且一片同样陌生的西奈沙漠显现在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后面，连同一辆映入视野的、布满灰尘的长途公共汽车。在车的正面，那个显示目的地的滚筒转错了位置，正好停在两个不可辨认的地名中间。车辆穿过去时，一幅希伯来语字卷片段跃入我的眼帘——真的，“跃入眼帘”；因为展现在这文字图像周围的景象伴随着一种惊恐。

与之相应，一个盲窗的不可确定性也融入其中了。此刻，我的目光被吸引到那里，就像被吸引到这个世界王国的中心。盲窗出现在谷坡上相当高的地方，镶嵌在一座高大建筑物的阳面。一看见它，我就觉得，边境那边，那座与那个小门房成为一体的地主庄园便浮现在我眼前。它坐落在一片开阔的地带，前面仅有一棵孤零零的松树，那闪闪发光的皮棕色使得正面的黄色越发强劲有力。穿过一片草地，一道陡峭的岩石台阶向上通往入口大门，那儿站着一个小孩，背向我，一条腿踩在另一条腿上方的台阶上，像是犹犹豫豫的样子。对小孩子来说，那些台阶太高了。草坡仿佛被特有的横向条纹画上了一道道阴影线，变成一块块长满草的小梯田。梯田精美的阴影图案又重现在正面的横条纹上。这样，在那棵松树后面，这座房子让人想起了与其说是一座建筑物，倒不如说是一个天然的黄色岩石。它看上去没有人居住。小孩站在台阶上，不是在入口处，而是在一个游乐场上。

盲窗远近独一无二。而且它给人的印象来自那看不到的习以为常的东西，来自那应该存在而不存在的东西：那无法透过的东西。凭借那融通于自身之中的不确定性，它把我的目光反射回来了。而在我的心里，一切语言纷乱和七嘴八舌的讲话都终止了：我全部的内在都沉默了，并且阅读起来了。

我似乎从来都不会相信，又会失去这个盲窗。我感觉它的符号是不可动摇的。然而，一看侧面就够受了，从中弥散出的光亮熄灭了：旁边的窗子——可以说是观望窗——推开了，又关上了，虽然是被两只手，可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人，先是一个年迈的女人，后是一个年轻些的。刹那间，我认识到了，那个老妪不仅仅年事已高，她是一个垂死的人，她正好最后从那个被拘禁的房间里猛然直起身来，想要逃脱死亡，穿过铁栅窗子，躲到外面去。一张被恐惧撕得扭曲的面孔上，下嘴唇收拢，眼睛睁得老大，再也不会自个儿重新合上了。

窗子空荡荡的，清晨的太阳映照在其中。可是刚才还发挥作用的光芒不仅被熄灭了，而且也被吞没了。那个小孩也消失了，仿佛他是一个幻觉。房子和草坡上的横条纹像投影一样击中了我。“菲利浦·柯巴尔醉心于假象！”这就是那个历史老师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表扬，又是批评——而这个假象又一次化为乌有了。就在一个号啕大哭的女人的怪脸迎面而来时，在这人群中再也不分什么女人、男人、小孩了。在人行道上，流动的就只有一群长得不够体面的、不苟言笑的、瘦骨嶙峋的、不起眼的粗野之人，相互碰来撞去，抄着近道走动，无论从哪个视角，都被那位国家首脑喷射光芒的眼睛监视着。他现在就是那个凌驾于我们大家之上的独裁者，无论是汽车生产车间里那个年轻的游击队首领，还是理发馆里那个身着白装的海军将军；无论是电影院前厅里那个魁伟的、被同样魁伟的夫人挽着手臂的黑礼服穿戴者，还是校园里那个水泥浇筑的帝王脑袋。当最后一道探寻的目光朝上投向盲窗时，仅仅强化了当局的权力，仿佛我这样看要让自己受到怀疑似的，因为我立刻就被一个警察挥起慢慢弯曲的食指叫到街道另一边，要我出示证件。后来我想起来，这个身着制服的人就是昨天到达时检查我护照的那个年轻人，和我一般年龄——可是在这乌云蔽日的时刻，好像谁都不再认识谁了。看样子，仿佛我们都失去记忆了。

我数着步子走进火车站。一道湿漉漉的楼梯通到下面的卫生间里，就像走进一个地堡里，前面站着一个相应的地堡女人，只不过她的腰带上少了钥匙串。我在没有插销的小隔间里徒劳地寻找着那些习以为常的格言和图画；它们现在或许会进一步帮助我。盥洗盆上方没有水龙头，墙上只有一个洞。上面的候车室里黑洞洞的，很难闻。首先在挤成一团坐在那儿的人身上，我只看到了一片白，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扎着绑带或者裹着石膏的肢体。亮光不是来自站台上，而是其间昏暗的走道里。后来，我还辨清了这个和那个罩在受伤拇指上的皮套子以及我身旁那个人头发上的血块。（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的感官被这样的东西吸引住了。）连我自个儿身上，我也独自发现了那令人厌恶的东西：鞋上沾满了泥巴，裤子鼓起了包，指甲缝里黑乎乎的。肯定谁都看得出来，我是和衣过夜了，也没有洗漱，头皮发痒，同样，值盛夏时节，脚趾上长起了像在寄宿学校时一样的冻疮来。我也徒劳地试图在地图上看出我的下一个目的地，而投射到地图上的光线只够你看清灰白色的低地和蓝白相间的冰川。

我出门来到站台上，那儿有一个工人正在用冲击钻挖凿柏油地面。对面轨道上，停靠着那列奥地利早班车，向北方向，准备发车。车厢通亮，干干净净，几乎空空的（这列车还没有被许多南斯拉夫人用于前往菲拉赫购物郊游，在后来的年代里才这样）。那些身着蓝色制服的铁路人员又是在机车头前等待着某个尚未上车的乘客，和那些奥地利边防官员一起——认不出来他们都是这样的官员，因为他们身着便装，穿着长袖衫，外套就搭在肩上。虽然我原地一动未动，可我一下子着急了。下决心吧！返回的愿望几乎不可抗拒，不仅要越过边界，而且要回到村子里，回到家里，回到房间里，回到床上，在那儿美美地睡一觉。可首先想到的安慰，是在机车头侧面可以看见的那个语言，我那熟悉的、与生俱来的德语，无论是在“Heimatbahnhof”这个字眼里，还是——因为不是意义，而只是文字图像说了算——在带着“Arbeitsrichtung”图标的箭头里。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