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7/12页）

在这种晚会上，别林斯基总是心慌意乱，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一边是不懂一句俄国话的萨克森公使，另一边是连别人头脑中的话也懂得的第三厅官员。他每参加一次这样的晚会总要病两三天，把带他去的人大骂一顿。

有一次在星期六，新年前夕，大部分客人已经离开，主人忽发奇想，要煮热糖酒款待亲密朋友。别林斯基本来一定也走了，但家具拦住了他的出路，他不知怎么被挤进了一个角落，前面有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酒和杯子。茹科夫斯基穿了绣金边的白官服裤，端坐在他斜对面。别林斯基耐心坐了好久，但看到自己的命运毫无好转的希望，便开始慢慢挪动桌子。桌子起先还听话，后来忽然一晃，砰的一声倒在地上，把一瓶波尔多酒泼了茹科夫斯基一身。他跳了起来，红葡萄酒便顺着裤子往下流。大家慌了手脚，一个仆役拼命用餐巾给他擦裤子，把没沾酒的地方也弄脏了，另一个仆役拾掇打碎的酒杯……别林斯基趁骚乱当口一溜烟走了；他窘得要死，是步行奔回家中的。

可爱的别林斯基！这类事件总是使他怨恨不已，几天不能平静，一想起来不是觉得好笑，只是觉得可怕，在屋里踱来踱去直摇头。

但是这个腼腆的人，这个虚弱的身体，却具有一种强大的、斗士般的性格；是的，这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他不善于说教，劝导，他需要论争。没有对手，没有愤恨，他就语不惊人，但是一旦他觉得自己受了伤害，一旦他心爱的信念遭到触犯，他的脸部肌肉开始颤动，声音喷薄而出，情形就不同了；他像一头小老虎，扑到对方身上，撕裂他的肢体，剥开他的表皮，把他弄得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同时以非凡的力量，非凡的诗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论争结束之时，这位病人往往咯血不止，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眼睛注视着与他谈话的人，用哆嗦的手拿起手帕，按在嘴边，缄默不语，为自己的体弱多病而深感苦恼和沮丧。每逢这种时候，我是多么爱他和可怜他啊！

他在经济上受到文学包工头的剥削，在精神上受到书报审查制度的摧残，在彼得堡他的周围很少志同道合的人，波罗的海气候对折磨他的疾病又有致命的危害，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变得愈来愈愤愤不平，容易动怒。他回避生人，怕羞到闭门不出，有时几个星期闷闷不乐，无所事事。于是编辑部一再写条子来催稿，这位被奴役的文学家只得咬紧牙关，拿起了笔，写出了那些愤激之情溢于言表的尖刻文章，那些使读者心惊胆战的起诉书。

筋疲力尽的他，常常跑到我家中休息，接连几个小时躺在地板上，逗我两岁的儿子玩儿。只有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一切都太平无事，但一旦传来门铃声，惊悸的神色马上会从他脸上掠过，他不安地四面张望，寻找帽子；后来由于斯拉夫人的弱点，又留下了。这时只要一句话，一个意见不合他的心意，便会引起一场别开生面的争吵和辩论……

一天他在一个文学家64那儿用膳，这时正是耶稣受难周的斋期，吃的是素餐。

“您几时变得这么虔诚的？”他问。

“我们吃斋也是不得已，”文学家回答，“总得为人表率啊。”

“为人表率？”别林斯基问，气得脸色发白。“是做给那些仆人看吧？”他又说一遍，离开了座位。“您的仆人在哪里？我要告诉他们，他们受骗了。这种对弱者、对无知者的愚弄，这种助长愚昧的假仁假义，比任何公开的罪恶更坏，更不人道。您以为您是自由人吗？您与一切帝王、神父和剥削者不过是一丘之貉。再见，我不能为了愚弄人民吃斋，我不想为人表率！”

在那些已彻底德国化的俄国人中，有一个是我们大学的硕士，刚从柏林回来65；这位好好先生戴一副蓝眼镜，墨守成规，拘泥礼节，已被哲学和语文学弄得头脑迟钝，冥顽不灵，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可是这个有些迂腐的书呆子偏爱高谈阔论。一次在那位恪守斋期、要为人表率的小说家的文学晚会上，硕士大放厥词，发表了一通冠冕堂皇、四平八稳的议论。别林斯基靠在墙角的躺椅上，我走过时，他一把拉住我的衣襟，说道：

“你听见这个混蛋在胡诌什么吗？我的舌头早已忍不住了，可是胸口有些痛，人又太多，我央求你行行好，捉弄他一下，给他点颜色看，想几句话挖苦他，反正这是你的拿手戏，来吧，替我出出气。”

我哈哈大笑，对他说，他怂恿我做这事，正如唆使哈巴狗去捉老鼠。我与这位先生可说素昧平生，而且几乎没听到他在说什么。

晚会临近结束时，戴蓝眼镜的硕士大骂科利佐夫66抛弃了人民的服装，骂了一会儿忽然把话题一转，谈到了恰达耶夫的著名《书简》，他的话庸俗无聊，口气却那么妄自尊大，令人觉得好笑，最后他说道：

“不论怎样，我认为他的行为是卑鄙的，可耻的，这种人为我所不齿。”

有一个在场的人是熟知恰达耶夫的，这便是我。关于恰达耶夫，我以后还有不少话要讲，我始终爱他，尊敬他，也为他所爱，我不能对这种粗野的攻击置之不理。我严厉责问他，他是否认为，恰达耶夫写这文章是别有用心或者言不由衷的？

“完全不是。”硕士回答。

这就开始了不愉快的对话，我向他证明，把“卑鄙”、“可耻”这类形容词加在敢于直抒己见、并为此承受痛苦的人身上，这行为本身就是卑鄙可耻的。于是他向我大谈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团结，破坏这种团结便是犯罪，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等等。

突然，别林斯基打断了我的话，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脸色像纸一样白，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道：

“事情很清楚，他们要当审判官和检察官，统治人民的思想……”于是他滔滔不绝说了下去。

他的话具有振奋人心的威力，在严厉的措辞中夹杂着匕首似的讥刺。

“瞧他们那副大义凛然的架势！鞭打——他们无动于衷，流放西伯利亚——他们无动于衷，可是一旦恰达耶夫触犯了他们的民族荣誉，他们就开口了：不准讲话！讲话就是大逆不道，奴隶从来没有资格讲话！在比较文明的国家，人们的感觉应该也比在科斯特罗马和卡卢加发达一些，为什么在那里倒不怕人讲话？”

“文明的国家里有监狱，”硕士说，露出一副无与伦比的得意神色，“监狱可以把亵渎全民族荣誉的疯子囚禁起来……这么做非常好。”

别林斯基挺直了身子，这时他像巨人一样，神色是可怕的，他把两手合抱在衰弱的胸前，逼视着硕士，用深沉的嗓音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