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8/12页）

“在更文明的国家中有断头台，它可以处死那些认为这么做非常好的人。”

说完这话，他已精疲力竭，倒在安乐椅上，不再作声。听到“断头台”，主人面色发白，客人目瞪口呆，大厅中一时鸦雀无声。硕士被弄得十分尴尬，但人的自尊心在这种时候偏偏不肯善罢甘休。屠格涅夫劝人在卷进一场风波怒不可遏时，讲话之前先把舌头在嘴巴内卷动十来次。

硕士不懂得这个简便的办法，继续喋喋不休，但这些废话与其说是对别林斯基，不如说是对其他人讲的。

“不论您如何偏激，”他最后说，“我相信有一点我还是与您一致的……”

“不！”别林斯基回答，“随您怎么花言巧语，我与您什么也不会一致！”

大家笑了一会儿便吃夜宵去了。硕士也拿起帽子走了。

……物质上的匮乏，精神上的痛苦，很快损伤了别林斯基虚弱的肌体。他的脸，特别是嘴角边的肌肉和凝然不动的悲愤目光，都说明他内心活动的激烈，体力消耗的迅速。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巴黎，这是1847年秋，他已病重，怕大声讲话，从前的精力只是回光返照似的偶尔重现一下。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了给果戈理的信。

二月革命67的消息传到时，他还活着；直到临终，他仍把它看作黎明前的曙光！

这一章68在1854年便是这么结束的；那以后情况有了很大不同。我与那个时期已变得接近多了，这是由于我与这里的人距离扩大了，也是由于奥加辽夫的到来69和两部书的问世：安年科夫70的斯坦克维奇传记和别林斯基文集的头几卷71。病房的窗户突然打开，田野上的新鲜空气吹进了屋子，这是一股春天的清新气流……

斯坦克维奇的书信没有引起注意，它发表得不是时候。1857年底，俄国在尼古拉的葬礼之后还没有清醒过来，还在期待和瞻望；这不是回忆的适当时机……但是这本书不会湮没无闻。它将作为时代的罕见的纪念碑之一留在荒凉的墓园中，识字的人都能从这里读到当年被无声无息地埋葬了的东西。从1825年延续到1855年的瘟疫时期，不久即将被彻底肃清；人的脚印在警察的蹂躏下可能泯灭，但未来的时代面对这空空荡荡的萧瑟原野，尽管一再感到困惑莫解，仍将不断探索消失不见的思想发展的踪迹，因为它们实际上并未中断。从表面来看，血液已停止流动，尼古拉束缚了动脉，但是血仍通过周围的各种孔道在渗透。正是这些毛细管在别林斯基的文集和斯坦克维奇的书信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三十年前，未来的俄罗斯仅仅存在于几个孩子之间，他们刚离开童年，还那么微不足道，不易察觉，因此可以在专制制度的铁蹄和土地之间的隙缝中盘桓发展，可是他们身上蕴藏着12月14日的传统，全人类科学和真正人民罗斯的传统。这些新的生命必然要成长，正如青草会在尚未冷却的火山口上顽强地繁衍一样。

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孩子逃脱了恶魔的血盆大口；他们生长，发展，开始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他们软弱，微小，无依无靠，非但这样，而且受尽摧残，因此极易丧失生命，不留下一点痕迹，但他们活了下来，即使半途夭折，也不会一切都随着他们死去。这是头一批种子，历史的萌芽，无人瞩目，也难于发现，与一切幼芽相同。

他们中间逐渐形成了一些小组。不同的人向着不同的核心汇集，小组之间后来变得壁垒森严。这种分裂为它们提供了广泛而多样的发展，及至到达极限，不可能再发展时，各个支流又重新汇合，不论它们叫什么名称——斯坦克维奇小组、斯拉夫派或我们的小组。

它们共同的主要特色，是对官方俄罗斯，对周围的环境，怀着深刻的否定情绪，力图超脱这环境，有的甚至激烈到要消灭它。

反对者说，这些小组上不巴天，下不着地，不过是例外的孤立现象，与大局无关，这类青年所受教育大多是舶来品，进口货，他们的观点并不新鲜，不过是法国和德国思想的俄文翻版。我们认为，这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也许，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贵族中间出现过一批外国化的俄国人，这些人割断了与民族生活的一切联系，但是他们既未发挥积极作用，也没为自己的信念建立小组，也未创造自己的文学。他们无声无息地消逝了。作为彼得一世脱离民族的方针的牺牲者，他们成了一些怪物和狂人，这种人不仅并无必要，而且不值得怜惜。1812年的战争给他们敲了丧钟，此后老的一代只是苟延残喘，新的一代则已改弦易辙。把恰达耶夫归入他们这一类，是大错特错的。

抗议，否定，对祖国的憎恨，与心平气和的外国化，可以说完全具有不同的意义。拜伦抨击英国生活，像躲避瘟疫一样逃离英国，然而他仍是典型的英国人。海涅出于对德国丑恶的政治现状的愤慨，竭力使自己法国化，然而他仍是地道的德国人。基督教是对犹太教的最大抗议，然而它仍充满犹太教精神。北美合众国与英国的决裂可能导致战争与仇恨，然而不能使北美人变成不是英国人。

人们要摒弃自己的生理烙印和传统气质，一般说来非常困难；除非此人淡泊恬静，已丧失一切热情，或者在从事抽象的理论研究。没有个性的数学，超乎人生之外的大自然的客体，不致涉及这些精神方面，不会激起这种变化；但一旦我们触及生活、艺术、道德等等问题，情况立即不同，在这里人不仅是观察者和研究者，同时也是参与者，于是我们发现，生理的局限多么难以跨越，天生的血液和脑髓中印有摇篮曲，祖国山河、风俗习惯和周围一切事物的痕迹，它们总要发生作用。

诗人和艺术家在自己真正的作品中始终是具有民族性的。不论他做什么，对他的创作怀着什么目的和思想，他所表现的，有意无意之间总会流露民族性格的某些气质，而且会比民族历史本身表现得更深刻，更显著。甚至在抛弃一切民族色彩之后，艺术家仍不会丧失某些主要特征，使人们可以据以看出，他系何许人。歌德在希腊式的《伊菲格涅亚》72中，在东方风味的《诗集》73中，仍是德国人。确实像罗马人所说的，诗人是“先知”，但他们抒发的决不是乌有之物或偶然现象，他们只是把存在于群众朦胧意识中尚未被察觉的、处于昏睡状态的东西，形诸笔墨而已。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精神中自古以来存在的一切，都由一个人囊括无遗地作了表现；它的每一条纤维，每一个迹象，每一种世代沿袭的迫害，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