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9/12页）
大约谁也不致认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特别是大多数民众，都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直至今日，他们也不一定了解得很清楚——要知道他们对自己也不很了解呢。但是英国人走进剧场，由于意气相投，本能上会了解莎士比亚，这是我毫不怀疑的。他听戏的时候，随着戏剧的进展，会觉得愈来愈了解，愈来愈明白。法国人聪慧敏锐，接受能力强，这样的民族应该也可以了解莎士比亚。例如哈姆雷特，这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性格，尤其在充满疑虑和苦闷的时代，在意识到某种罪恶勾当正在身旁进行，而德行遭到背弃，卑鄙宵小之徒飞扬跋扈的时代，很难设想谁会不理解这样的人物。然而一切努力与尝试都无济于事，对于法国人，哈姆雷特依然是陌生的。
上世纪的贵族一贯鄙视俄国的一切，但事实上他们仍像俄国人，比仆役之像农奴还像得多。由此可见，青年人也决不会因为读了法国和德国的科学著作便失去俄罗斯性格。一部分莫斯科的斯拉夫人，正是拿着黑格尔的书走上极端斯拉夫主义道路的。
这里要谈的那些小组，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当时俄国生活的回答，是它的深刻的内在需要引起的自然反应。
1825年转折之后的停滞时期，我已谈过多次。社会的道德水平降低了，发展中断了，生活中一切进步的、强大的因素被铲除了。剩下的是一些惊慌失措、软弱无力、灰心丧气的人，他们头脑空虚，胆小怕事；现在，亚历山大时期的废物窃据了要津，他们逐渐变成了趋炎附势的生意人，失去了对酒高歌、雍容华贵的豪迈诗意和任何独立自主的尊严感。这些人一心做官，爬上了高位，但并无雄才大略。他们的时代过去了。
在这个贵族社会下面，民众的广阔世界保持着冷漠的沉默；对于他们，一切都没有改变——他们的境况很糟，但并不比以前更糟，新的打击不是落在他们伤痕累累的背脊上。他们的时代尚未到来。在这个屋顶和这个地基之间，一批孩子首先抬起了头，也许这是因为他们从未想到，这有多么危险。但是不论怎样，这些孩子惊醒了俄国，俄国开始思考了。
理论与客观生活实际截然相反的矛盾，使这些孩子感到惊愕。教师、书本、学校讲的是一回事——这“一回事”，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是能够接受的。父母、亲戚和周围的人们所讲的又是一回事，而这“一回事”，无论思想和感情都无法赞同，但是它却得到执政当局的嘉许和物质利益的鼓舞。教育与习俗之间的这个矛盾，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贵族的俄罗斯那么突出。披头散发的德国大学生，把圆制帽戴在七分之一的脑瓜上，干着惊世骇俗的越轨行为，然而他们与德国市侩阶级的血缘关系，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之外。法国大学生由于竞争和虚荣心作怪，变得清癯消瘦，然而已不难看出，他们是未来善于钻营投机的精明人物。
我们这儿，受教育的人总是十分罕见。但是有机会受教育的，他们获得的与其说是渊博的知识，不如说是相当普遍的人道精神；它一旦被接受，就能使每一个学生人化。然而“人”正是升官发财和振兴地主家业所不需要的。因此不得不或者重新失去人性（许多人正是这么做的），或者暂停前进，扪心自问：“难道一定要做官不成？难道当地主真的很好吗？”于是一部分比较软弱、缺乏毅力的人，开始过闲散生活，他们以骑兵少尉的身份退伍，隐居乡间，穿长袍，玩古董，打牌，喝酒；另一些人则开始了考验和内心活动的时期。他们不能生活在双重人格中，又不甘心同流合污，否定自我；激昂的思想要求出路。对同样折磨年轻一代的各种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解决方法，从而导致了分裂为不同的派别。
例如，我们的小组就是这么形成的，在大学内，它遇到了已经存在的孙古罗夫小组。它的倾向与我们的一样，主要在政治方面，不是在学术方面。斯坦克维奇小组也在那时形成，与两者同样接近，也同样有距离。它走的是另一条路，它的兴趣纯粹在理论方面。
在30年代，我们的信念还太幼稚，太偏激和热烈，不可能不带有排外性。我们对斯坦克维奇小组保持着冷淡而尊重的态度，但不能融洽无间。他们在编制哲学体系，从事自我剖析，满足于精致的泛神论，然而并不排斥基督教。我们的理想是遵循十二月党人的范例，在俄国组织新的同盟，我们认为科学只是手段。政府的一切作为，都巩固了我们的革命倾向。
1834年，孙古罗夫小组全部被流放，因而消失了。
1835年，我们被流放；五年后回来时，我们经受了锻炼，增加了阅历。青年人的理想已变为成年人至死不渝的决心。这时正是斯坦克维奇小组的黄金时代。他本人我已经无缘得见——他已在德国；但正是在这时，别林斯基的文章开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回来后，我们进行了较量。从双方看，战斗是不平衡的；立足点、武器和语言都不一样。论争没有结果，于是我们看到，现在轮到我们来认真对待学术问题了，我们开始研究黑格尔和德国哲学。当我们理解一切之后，这才发现，我们与斯坦克维奇小组其实无须争论。
斯坦克维奇小组的解体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且完成得十分出色。它对整个文学和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影响，只要举出别林斯基和格拉诺夫斯基就够了；它产生了科利佐夫，它的成员中包括博特金和卡特科夫74等人。但是它要继续保持独立的地位，就不能不走上德国纯理论的道路，而这是活跃的俄国人所无法办到的。
在斯坦克维奇小组旁边，除了我们，还有一个小组，它是在我们流放期间形成的，它像我们的小组一样，与它处在犬牙交错的状态；这个小组后来称为斯拉夫派。“斯拉夫人”是从相反的方面去接触我们共同关心的人生问题，他们对现实生活和当前斗争，比斯坦克维奇小组热心得多。
自然，斯坦克维奇小组分别向斯拉夫派和我们的小组分化。阿克萨科夫弟兄75和萨马林76参加了斯拉夫派，即投向霍米亚科夫77和基列耶夫斯基弟兄78一边。别林斯基和巴枯宁转向我们一边。斯坦克维奇最亲近的友人，与他关系最密切的莫逆之交格拉诺夫斯基，从德国一回来就参加我们的小组了。
哪怕斯坦克维奇还活着，他的小组也不能免于没落。他本人也会转向霍米亚科夫或我们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