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一章（第7/9页）

“我办不到，”科尔什回答，“我不习惯从一个拥有三万农奴的人的角度来看问题。”

的确，戴着领地继承权和尼古拉花体字这两副有色眼镜，是不容易看清这个世界的；斯特罗戈诺夫伯爵有时也会越出常轨，变成纯粹的将军衔侍从武官，即脾气乖张暴戾，尤其是当他的胆汁性痔疮发作的时候。但是他的将军气质不够，因此即使这时仍会露出性格中善良的一面。为了阐明我想谈的问题，我不妨引用一件事例。

有个官费大学生成绩很好，毕业之后被派往外省一所中学当了高年级教师。一次他听说，莫斯科一所中学有了一个与他同一专业的初年级教师的空缺，便跑去找伯爵要求调动。年轻人的目的是为了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外省缺少这个条件。不巧得很，斯特罗戈诺夫走出办公室时，脸像教堂的蜡烛一样黄。

“您有什么权利得到这个位子？”他问，眼睛瞧着旁边，一面用手指捻唇髭。

“伯爵，我向您要求这位子是因为现在正好有了空缺。”

“哦，”伯爵打断了他的话，“那么现在我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也出缺了，您也想要求这个位子吗？”

“我不知道这是由您大人管辖的，”年轻人回答，“如果您让我得到大使的职位，我自然万分感激。”

伯爵脸色更黄了，然而客气地把他请进了办公室。

我自己与他的交往也是非常有趣的。我们的初次会晤便带上了亲密的色彩，它具有鲜明的俄罗斯情调。

一天晚上，在弗拉基米尔，我坐在雷别杰河对岸的家中；突然，一个中学教员穿着制服来找我，他是耶拿大学的博士，德国人，名叫德利奇。德利奇博士对我说，莫斯科的大学总监斯特罗戈诺夫伯爵早上来了，派他约我明天上午十点去看他。

“没有这回事，我根本不认识他，您一定弄错了。”

“这不可能。伯爵还和蔼可亲地向我了解了您在这儿的状况呢。喂，去不去啊？”

我作为俄国人，虽然仍与德利奇争论，仍相信不必多此一举，但第二天还是去了。

阿尔菲耶里40因为不是俄国人，所以行动与我不同。法军元帅占领佛罗伦萨后，邀请这位素不相识的人参加晚会。他回了一封信给元帅：如果这只是私人的邀请，那么他非常感激，但是请元帅原谅，因为他从不上陌生人家中；如果这是命令，那么他知道城内处在戒严状态，晚上八时出门必然被送进监牢。

斯特罗戈诺夫是把我当作从前大学留下的一件古玩，一个流离失所的学生，约我会面的。他不过想见见我，尤其想向我吹嘘一下他在大学实施的改革——人总是难免有这种短处的，哪怕他肩上已有了很厚的穗饰。

他对我很客气，讲了一大堆恭维话，然后迅速扯到了正题上。“可惜您不能上莫斯科，现在您见了大学会不认识了；从建筑和课堂到教授和教学内容，统统都变了”等等。

为了表示我在仔细倾听，不是庸俗的傻瓜，我很谦虚地指出，教学内容之所以改变，大概是因为有许多新的教授从国外回来了。

“这毫无疑问，”伯爵回答，“但此外，领导的精神，统一，您知道，精神上的团结一致……”

不过，说句公道话，他那“精神上的团结一致”给大学带来的利益，确实比泽姆利亚尼卡41的“正直和秩序”对医院做出的贡献大得多。莫斯科大学应该感谢他的地方不少……但是想起他居然对一个因政治错误而流放异地、接受管制的人，吹嘘他的功绩，还是不能不叫人觉得好笑。本来，一个因政治错误而被流放的人，竟给一位将军衔侍从武官毫无必要地当作座上客，这已经够滑稽了。啊，俄罗斯哟！……外国人看到我们这一切觉得不理解，又何足怪哉！

第二次我在彼得堡遇到他，那正是我流放诺夫哥罗德即将出发的时候。他住在他的弟弟内务大臣的家中。我踏进客厅时，他刚好出来。他穿着白制服裤，佩戴着全部勋章，肩头披了绶带，正要进宫觐见。看到我，他站住了，把我引到一边，详细询问我的案情。他们弟兄俩对我的被无理放逐都感到很气愤。

这是我的妻生病的时候，几天前她刚生了一个男孩，男孩死了。我的眼神和谈吐一定流露了极大的愤怒或烦恼，因为斯特罗戈诺夫突然劝我要以基督的温顺忍受一切考验。

“要知道，”他说，“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只十字架。”

“有时甚至很多呢。”我心里想，望望他胸前那形形色色的十字架，忍不住噗哧笑了。

他觉察到了，脸有些发红。

“您大概在想，”他说，“这个人倒很会说教。不过要知道，一切都要偿还的——至少阿扎伊斯42是这么想的。”

他不仅说教，还确实与茹科夫斯基一起为我奔走过，但疯狗咬住了我，它是不容易拉开的。

1842年我定居莫斯科后，有时也去拜望斯特罗戈诺夫。他待我不坏，不过也会对我发脾气。这种喜怒变化，我觉得很有趣。当他的自由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他大谈书报杂志，称赞大学，总把它与我求学时期它的可怜境况相比较。但是当他的保守主义情绪一来，他就责备我不肯当官，没有勋章，骂我的文章，说我在把大学生引入歧途，骂青年教授，说他们越来越不像话，使他不得不或者背叛效忠沙皇的誓言，或者撤销他们讲课的权利。

“我知道，这么一来会闹得满城风雨，您首先会骂我是摧残文化的野蛮人。”

我点点头，表示确实如此，并说：

“您永远不会这么干，因此我可以说，您对我的好评，我确实不胜感激。”

“我一定会干的，”斯特罗戈诺夫捻着唇髭嘟哝，脸有些发黄，“您等着瞧吧。”

我们大家知道，他决不会做这一类事，因此对他的周期性恐吓可以置之不问，特别是考虑到他继承的产业，他的官衔和痔疮。

有一次他与我谈话时，忽然信口开河起来，一边骂一切革命活动，一边讲给我听，12月14日那天T43怎样离开广场，心慌意乱地跑进他父亲的家，不知怎么办好，走到窗边用手指敲玻璃。那时在他家当家庭教师的一个法国女人忍不住了，大声对他说：“真不知羞耻，您的朋友们在广场上流血，您却站在这里，您是这么理解您的义务的吗？”他拿起帽子走了——您想，他上哪儿啦？躲进了奥国大使馆。

“当然，他应该上警察局报告才对。”我说。

“什么？”斯特罗戈诺夫问，吃了一惊，几乎倒退了一步。

“要不，难道您的意见与那个法国女人一样，”我说，收敛了笑容，“认为他应该回到广场上去向尼古拉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