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11/29页）
她用恐怖的号叫回答了这封信；与我分离的思想从未在她头脑中出现过。“你怎么啦！……怎么啦！……我，我与你分开，这怎么可能！不，不，我要来找你，马上来找你——让我收拾一下行李，过几天就带孩子们到巴黎来。”
从苏黎世动身那天，她又写信道：“正如在暴风雨中触礁之后，我又要回到你的身边了，我像回到我的祖国，充满着信心，充满着爱。但愿你的心情也像我现在一样！我会比什么时候都幸福。我还是那么爱你，但是对你的爱我已有了更深的认识；生活的账全部结清了——我不再期待什么，不再指望什么。那些误会！——我感谢它们，它们向我说明了不少事，而它们本身却会过去，像乌云一般消失。”
我们在巴黎的会面并不愉快，但是贯穿着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真诚而深刻地意识到，风暴不能真正拔起我们深入地底的树根，要我们分开是不容易的。
在当时漫长的谈话中，我发现了一件事，它使我惊讶，我研究了几次，每次都相信我是对的。尽管还保留着对黑尔韦格的热烈同情，纳塔利娅对自己走出那不祥的蛊惑的圈子似乎感到轻松，呼吸也自由一些了。她怕他，觉得他的灵魂中有一股黑暗的力量，他那无边的利己心理也使她感到惶恐，她要在我这里寻找支持和保护。
我和纳塔利娅的通信谈些什么，黑尔韦格一无所知，但他明白我的信一定对他不利。确实，除了其他，我对他非常不满。埃玛在挣扎，啼哭，尽量向他讨好，替他弄钱，但他不是不回她的信，便是在信上挖苦她，索取更多的钱。他给我的信还保存着，它们倒像情人的歇斯底里的独白，不像友人的通信。他流着眼泪责备我对他冷淡，恳求我不要抛弃他，没有我，没有以前那种充实而明朗的同情，他便不能生活，他诅咒误会和“不明事理的女人”（那是指埃玛）的干预；他渴望开始新的生活——在遥远的地方，与我们在一起；他又称我是他的父亲，他的兄长，他的孪生弟兄。
对这一切，我回答他的是不同的调子：“想想吧，你可能开始新的生活吗？可能脱胎换骨……战胜腐朽的文化带给你的邪病吗？”有两次我还提到了阿乐哥，老茨冈人对他说：“离开我们吧，骄傲的人，你要自由，只是为了你自己！”60
他用责备和眼泪回答我的信，但并未透露什么。他在1850年写的信和在尼斯的最初几次谈话，成了骇人的揭发材料……揭发什么？欺诈，狡猾，虚伪？……不，如果那样，那就不稀奇了——应该说，那是揭露了我多次谴责的西欧人那种精神退化的两面作风。我时常思考我们这出悲剧中的各个细节，总不免感到诧异，这个人怎么没有一次，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直接的内心活动，暴露过自己。他既然感到不可能与我坦诚相见，怎么还想方设法，要与我越来越接近，在谈话中接触到心灵中那些神圣的方面，那些只有彼此襟怀坦白、毫无隔阂才能接触到，不致引起亵渎感的方面？
他猜到我的怀疑后，不仅依然保持缄默，还变本加厉，要我确信他的友谊；与此同时，他又用他的绝望加紧了对那个给他弄得心乱如麻的女人的进攻；他一方面用消极的沉默继续欺骗我，另一方面又恳求她（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不要用不谨慎的言语使他失去我的友谊——这样，从这个时候起，他走上了罪恶的道路。
罪恶！……是的……后来的一切灾难不过是它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些灾难是不会由于死亡而了结，也不会由于悔恨而终止的，因为它们不是惩罚，只是后果；它们会传到下一代——已经做过的事是铁面无情，无法消灭的。惩罚可以赎罪，使一个人与自己、与别人和解，悔恨也能赎罪，但后果会沿着自己可怕的道路发展。为了避免它们，宗教发明了天堂和它的前室——修道院。
……我被驱逐出巴黎后，差不多同时埃玛也被驱逐了。我们打算在尼斯（当时它属于意大利）住一两年，埃玛也到了那里。过了一段时候，也就是将近冬天，我的母亲也不得不来到尼斯，黑尔韦格与她一起来了。
为什么我和纳塔利娅去的正好是那个城市？这问题在我和别人的头脑中都出现过，实际上它无足轻重。且不说无论我到哪里，黑尔韦格都会跟踪而至，即使不是这样，地理和其他外在措施有什么用，它们徒然使我感到屈辱而已。
黑尔韦格来了以后，两三个星期一直装出一副绝望到了极点的维特61的神气，而且那么明显，以致一个路过尼斯的俄国医生相信他马上要发疯了。他的妻子总是眼泪汪汪的——他对她的态度非常粗暴。她在纳塔利娅的房间里一哭就是几个钟头，两人都相信，他随时都会投海自尽，或者用手枪打死自己。纳塔利娅脸色苍白，神态惶惶不安，举止重又变得焦急烦躁，甚至在对孩子的态度上也表现了出来，这一切使我清楚地看到了她内心的紧张活动。
还没有说出一个字，但是从表面的平静中，一个不祥的怪物已在逐渐逼近，它像树林边上出现的两点亮光，一会儿消失，一会儿显现，这证明一只野兽正在走来。一切在迅速奔向结局。然而奥莉加的诞生推迟了它的到来。62
四 又是一年（1851年）
新年前夕，纳塔利娅给我看一幅水彩画，那是她向画家居约63定购的，画的是我家的平台，一部分房屋和院子，院子里孩子们在玩，塔塔的山羊躺在地上，纳塔利娅本人站在平台的远处。我以为这画是给我的，但纳塔利娅说，这是她想送给黑尔韦格的新年礼物。
我很不高兴。
“你喜欢它？”纳塔利娅问。
“我非常喜欢这幅水彩画，”我说，“如果黑尔韦格不介意，我要照样定购一幅。”
从我苍白的脸色和口气，纳塔利娅明白，这些话是挑战，也是内心强烈激动的证明。她瞧了我一眼，泪水涌上了眼睛。
“那么你就拿去吧！”她说。
“笑话，我不会这么做。”
我们没有再谈什么。
1851年的新年我们是在我母亲那儿度过的。我心里气呼呼的，坐在福格特旁边，一杯接一杯的替他和我自己斟酒，同时讲些尖酸刻薄的笑话。福格特哈哈大笑，黑尔韦格却闷闷不乐地望着我，皱起了眉头。他终于明白了。为新年祝酒后，他举起酒杯说道，但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