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14/17页）

“理性万岁！”68在发刊缘起的开端我情不自禁地喊道，“《北极星》69本来被尼古拉皇朝的乌云所遮盖，现在尼古拉死了，乌云过去了， 《北极星》也将在我们伟大的受难日70重行出现，这一天的五个被绞死者成了我们的五个十字架。”71

……震动是强烈的，令人精神焕发，工作也变得加倍着力了。我宣称要出版《北极星》。恩格尔松终于动手写了篇谈社会主义的文章72，这是他在意大利就说要写的。可以设想，我们还能合作一两年，甚至更多……但是不论与他做什么，他那过分强烈的自尊心总是令人无法忍受。他的妻子也助长了他自我陶醉的心情。她说：“应该承认，我丈夫的文章是俄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哪怕他从此搁笔，他的历史地位也是不容否定的。”《什么是国家》一文写得不错，但是它的成功并不能证明家属的吹捧是对的。何况它出现得不是时候，觉醒的俄国这时需要的是实际的指导，而不是蒲鲁东或叔本华式的哲学论文。

文章还没登完，与以前的一切争执性质不同的另一种争执发生了，它几乎使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彻底破裂。

一天我在他家里，孩子着了凉，有点感冒，大夫已来诊断过两次，现在又要去请第三次，我不禁取笑了他们几句。

“难道因为我们穷，我们的孩子生了病便只能死去，不应该请医生吗？”恩格尔松太太说，从前的仇恨以十倍的力量爆发了，她的脸色恶狠狠的，涨得通红。“而且这话是您讲的，您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我丈夫的朋友，可是您却拒绝给他五十英镑，还用教课剥削他的劳力。”

我听了觉得奇怪，问恩格尔松，他是不是同意这意见？他有些尴尬，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请她别再说了……可她继续嘀咕。我站起身，打断了她的话，说道：

“您病了，又在自己喂孩子，我不想与您争吵，但是我也不想再听这种话……请您别见怪，我的脚不会再踏进你们的家。”

恩格尔松觉得难过，无法可想，抓起帽子，与我一起走到了街上。

“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什么话都讲得出，您不必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些话……”他含糊地解释着。“明天我仍来教课。”他说。我与他握了手，默默回家了。

……这一切需要澄清一下，何况这是非常严重的，涉及的不是意见和公共活动，而是私事和收支账目。然而我愿意消除这方面的隔阂。在病理学研究上不能怕脏，脱离实际的清洁癖是无济于事的。

恩格尔松不见得有权把自己列入穷人的范畴。他们一年从俄国收到一万法郎，他还可以轻而易举地挣到五千——靠翻译，写评论和编教科书。恩格尔松是研究语言学的。出版商特鲁布南73曾约他编一本俄语词源辞典和一本俄语语法书；他还可以教书，像皮埃尔·勒鲁、金克尔74和埃斯基罗斯75那样。但他作为俄国人，尽管什么都干（词源学辞典，翻译，教书），但从未把一件事干到底，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因此也没挣到一个戈比。

不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不知道节俭，也不会安排生活。他们经常头脑发热，不可能考虑经济问题。他离开俄国时没有明确的打算，待在欧洲也没有任何目的。他从未采取什么措施挽救自己的财产，一旦发生问题，便临时应付一下，因此他的收入终只限于一万法郎，这笔钱尽管不能按时收到，还是一定能寄到的。

很清楚，恩格尔松靠这一万法郎是过不下去的，另一方面也很明显，他不可能节衣缩食，因此他非得工作或找事干不可。到伦敦以后，起先他向我借了大约四十镑……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口了……为了这事我与他作过一次严肃友好的谈话，对他说，我愿意借钱给他，但一个月绝对不能超过十镑。恩格尔松皱紧了眉头，不过他还是拿了两次十镑的纸币，然后他写信给我，说他需要五十镑，如果我不肯借或者不相信他，他可以用一些钻石饰品作抵押。这一切都像开玩笑似的，如果他真想用钻石作抵押，他可以找当铺，不必找我……但我了解他，也可怜他，我给他回信道，如果他要用钻石抵押，我也只能以五十镑为限，钱即可寄出。第二天我寄了一张支票给他，至于钻石我替他保管着，免得他拿去出售或抵押。他对五十镑不收利息这一点毫不在乎，却相信这是用钻石抵押的。

第二点关于教课问题，这更简单。在伦敦，萨维奇76教我的孩子学俄语，每小时收四先令。到了里士满，恩格尔松提出由他接替萨维奇的工作，我问他待遇，他答说他与我何必讲什么钱，但由于他缺钱用，那就照萨维奇的标准收费吧。

回到家中，我写信给恩格尔松，提醒他教课的报酬是他自己定的，但现在他可以为他教过的课领取双倍的薪金。然后我又向他说明我为什么留下他的钻石，并把它们退还了他。

他复信时有些不好意思，向我道歉，并表示了歉意，晚上又亲自找我。他仍像以前一样与我来往，但是她，我再也没有见过面。

7

一个月后，泽农·斯文托斯拉夫斯基77在我家里吃饭，与他一起来的还有英国的共和主义者林顿78。饭快吃完时，恩格尔松来了。斯文托斯拉夫斯基是个胸无城府、心地善良的人，思想激烈，已经五十多岁还保持着波兰人狂热的天性，说话激昂慷慨，像十五岁的孩子一样；他一再敦促我们回俄国，在那儿办印刷所，开展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他可以负责输送铅字等等工作。

我听他讲完，半开玩笑地对恩格尔松说：

“瞧，要是让他一个人干，我们在大家眼里岂不都成了懦夫？”

恩格尔松皱紧眉头，闷闷不乐地走了。

第二天我去伦敦，晚上才回家。我的儿子躺在床上发烧，情绪十分激动，对我说，我不在时，恩格尔松来了，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他要报仇，他再也受不了我的权威作风，现在他的文章已经发表，他不必再求我什么了。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是萨沙病中的呓语，还是恩格尔松喝醉以后在说胡话。

我从玛尔维达·迈森布格79那里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她有些惊慌，给我讲了他的狂妄叫嚣。据说，他用神经质的气喘吁吁的声音嚷道：“赫尔岑昨天当着两个外人的面说我是懦夫。”玛尔维达打断了他的话，说我根本不是讲他，是讲“我们在大家眼里都成了懦夫”，那是指我们所有的人。恩格尔松说道：“如果赫尔岑觉得自己没有人格，那就请他谈他自己，我不允许他这么说我，何况还当着两个坏蛋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