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15/17页）

我的大女儿听到他的叫喊跑来了，她那时才十岁。恩格尔松继续道：“不成，这该结束了，够了，我不习惯这种话，我不允许别人拿我寻开心，我得让他看看，我是什么人！”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继续嚷道：“这是上了子弹的，上了子弹的，我等着他……”

玛尔维达站起来对他说，她要求他离开这儿，让她安静一些，她没有义务听他这些粗野的呓语，她只能认为他的行为是一种病。他说：“好，我走，您不用担心，但是首先我得请您把这信交给赫尔岑。”他抽出信纸，念了一遍，信上全是咒骂。

玛尔维达拒绝了这个任务，问他为什么他认为她应该做中间人，传递这么一封信？

“您不干，会有人干。”恩格尔松说完便走了。信没有寄出，过了一天他写了一张便条给我，对那件事只字未提，只是说他的痔疮发作了，因此不能来我家，要我打发孩子去他家上课。

我说我不想回信，于是我们的外交关系又中断了……只剩了战争关系。恩格尔松自然不会错过机会，不让这种关系充分发挥作用。

1855年秋，我从里士满迁居圣约翰树林，把恩格尔松忘记了几个月。

1856年春我见到奥尔西尼后才两天，忽然收到了他一张便条，仿佛准备与我决斗似的……

他冷静而客气地要我说明，我和萨斐是否真的传播过谣言，讲他是奥地利的奸细？他要我或者全部否定，或者告诉他，我是从谁那里听到这种卑鄙的诽谤的。

奥尔西尼是无可非议的，我自己也会这么做。也许他应该对萨斐和我多一些信任，但不论怎么说，这侮辱是巨大的。

凡是了解奥尔西尼的性格的，都可以明白，这样的人在最神圣不可侵犯的荣誉问题上受到了侵犯，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事情只能以我们的绝对清白或者某一个人的死亡来结束。

从第一分钟起我就明白，这打击来自恩格尔松。他准确地利用了奥尔西尼性格中的一个方面，但幸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在奥尔西尼身上，无法遏制的火热情绪是与惊人的自我克制能力结合在一起的，他在危险中仍保持清醒的头脑，总是慎重考虑每一步行动，不会鲁莽行事，因而一旦作出决定，便不再把时间浪费在批评、疑虑和犹豫上，而是坚决执行。我们后来在勒佩勒蒂埃路上便看到了这一点80。现在他也是这样，他不慌不忙，先要查清事实，知道责任在谁那里，然后，如果可能，就杀死他。

恩格尔松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毫无必要地牵涉到了萨斐。

事情原来是这样：在同恩格尔松决裂前六个月，一天早上，我去找米尔纳-吉布森夫人（米尔纳-吉布森大臣81的妻子），在那里遇到了萨斐和皮安乔尼82，他们正与她谈到奥尔西尼。离开时我问萨斐，他们谈的是什么。他答道：“您想象不到，米尔纳-吉布森夫人在日内瓦时有人竟对她说，奥尔西尼被奥地利收买了……”

回到里士满，我把这事告诉了恩格尔松。那时我们两人都对奥尔西尼不满。恩格尔松说：“见他的鬼！”以后谁也没再提过这事。

当奥尔西尼奇迹般从曼图亚越狱之后，我们在自己几个朋友中想起了米尔纳-吉布森夫人听到的指责，现在奥尔西尼本人的到来，他的叙述，他受伤的腿，已使这种谣言不攻自破了。

我要求奥尔西尼约个时间会面。他指定了第二天晚上。早上我找了萨斐，把奥尔西尼的条子给他看。不出我所料，他立即提出，要与我一起去见他。奥加辽夫这时刚到伦敦，他是这次会面的见证人。

萨斐把米尔纳-吉布森家的谈话讲了一遍，讲得简单扼要，直截了当，这是他性格的特点。我补充了一些细节。奥尔西尼想了想，说道：

“那么，我可以向米尔纳-吉布森夫人查询这事吗？”

“当然可以。”萨斐回答。

“是的，看来我头脑有些发热，不过，”他问我道，“您为什么跟外人谈这事，却不告诉我？”

“奥尔西尼，你忘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还有，这个外人，我与他谈这事时还不是外人；您比许多人更清楚，他那时与我是什么关系。”

“我没有说这是谁……”

“请您让我说完。您以为复述这类话是轻松的吗？如果这谣言还在传播，也许应该提请您的注意——但现在谁还在谈这事？至于您不肯讲这是谁，其实大可不必，您应该让我与这位告密者当面对质，这才可以真相大白，知道谁在这些谣言中起了什么作用。”

奥尔西尼笑了，站了起来，走到面前拥抱了我，又拥抱了萨斐，说道：

“朋友们，结束这件事吧，请原谅我，让我们忘记这一切，谈别的事吧。”

“这一切都很好，您要我说明这事也是正当的，但是为什么您不肯讲这个告密者的名字呢？首先，这是无法隐瞒的……挑拨者是恩格尔松。”

“您能保证不再追究这事吗？”

“我可以当着两位证人的面保证这一点。”

“好，您猜对了。”

这预料之中的答复还是使我有些痛心——仿佛我本来并不完全相信似的。

“记住您的保证。”过了一会儿奥尔西尼又说。

“您不必担心。但为了安慰我和萨斐，您还是把事情告诉我们的好，反正我们基本上知道了。”

奥尔西尼笑了起来。

“好奇心这么重！您了解恩格尔松，前几天他来找我，我正在餐厅里（奥尔西尼住在一家公寓宿舍里，是独自用膳的）。他已吃过饭，我给他叫了一瓶雪利酒；喝过酒以后，他便开始讲您的坏话，说您侮辱了他，与他断绝了一切来往；讲完各种废话后，他便问我，我回来后，您对我态度怎样？我回答说，您对我很友好，我在您家里吃过饭，还玩了一个晚上……恩格尔松突然喊道：‘对，他们就是这样……我知道这些勇士，不久前，他和他的朋友兼崇拜者萨斐，还在讲您是奥地利的间谍呢。可现在，您又有了声誉，又红起来了，他便又要跟您攀朋友了！’我对他说：‘恩格尔松，您明白您讲的这事的重要性吗？’他反复声称：‘完全明白。’‘您可以在任何场合为您的话作证吗？’‘当然可以！’他走后，我便拿起纸，给您写了那封信。这就是全部事实。”

我们都走到了街上。奥尔西尼仿佛猜到了我的心思，安慰似的说道：

“他的神经不正常。”

奥尔西尼不久就去了巴黎，接着他那古典式的美好头颅便鲜血淋漓地滚下了断头台。

我得到的关于恩格尔松的第一个消息，是他在泽西岛上的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