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波兰的流亡者（第5/8页）
这些交涉之后还没过一星期，一天早上，艾米莉亚·霍克斯34来找我了，她是对马志尼最忠诚的妇女之一，也是与他十分接近的朋友；她通知我，伦巴第的起义失败了，马志尼还隐藏在那儿，要立即汇钱给他，可是没有钱。
“我这儿有，”我对她说，“这是著名的六十镑，但别忘了通知御前大臣马佐莱尼，还有赖德律-洛兰（如果遇到他的话），告诉他们，我没有把这一千五百法郎丢在欧洲委员会的无底洞中，这事还是做得不坏的。”
为了防止我们俄国人从我讲的故事中得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结论，我得声明，从没有人私自动用过这些募集到的钱。35要是在我们俄国，它会落进个人的腰包，可是在这儿，它只是消失了，好像有人就着蜡烛把钞票销毁了，连数目也没记下。
至于那位密使，他去了又回来，什么也没干成。战争越来越近……终于开始了。流亡者们很不满——年轻人责怪沃尔采尔的同志们无能，懒惰，只想谋取私利，把波兰的大事丢在一边，政治热情衰退。他们的不满发展到了明显的埋怨，大家议论纷纷，打算要求领导中心的成员作出说明，向它公开表示自己的不信任。他们之所以还没有这么做，只是由于尊敬和爱戴沃尔采尔。我通过切尔涅茨基尽力劝阻，但领导中心的错误接连不断，最后必然使任何人都忍耐不住。
1854年11月又召开了纪念波兰起义的大会，但与去年相比，情绪已一落千丈。英国的一位议员乔舒亚·沃尔姆斯利36被推选担任主席——波兰人已把自己的事业放在英国人的保护下。为了防止过于革命的词句，沃尔采尔向与会者打了招呼，我也收到了类似这样的信：“您知道，我们要在29日召开大会，今年我们不便像去年那样邀请您在会上发表几句鼓舞我们的话：战争以及与英国的接近，使我们的大会不得不采取另一种调子。不论赫尔岑、赖德律-洛兰还是皮安乔尼，都不打算发表演说，发言的大多是英国人，我们中间只有科苏特一人讲话，阐述一下我们的立场……”我回信道：“要我在大会上保持缄默的邀请收到了，它使我感到很轻松，单凭这一点它已值得大大欢迎。”
但是与英国人的接近并未如愿以偿，让步没有取得效果，甚至捐款也寥寥无几。乔·沃尔姆斯利说，他愿意出钱，但不想在募捐册上署名，他作为议员，不便正式参与募捐活动，它的目的尚未得到政府认可。
这一切，还有其他一些事，包括我不得在大会上发言的规定，使年轻人的不满达到了极点，他们已在传阅一份抗议书。很不凑巧，正在这时，我的俄文印刷所得迁移地点。原来的房子是津科维奇以自己的名义租的，它与波兰印刷所合在一起，现在津科维奇债台高筑，法院的执行官已来过两次，印刷所随时可能与其他家私一起被没收，抵充债务。我委托切尔涅茨基负责搬迁，但津科维奇反对，不愿交出铅字和什物。我写了一封不客气的信给他。
沃尔采尔看到我的信，第二天抱病来了，他很伤心，是特地到特威克南找我的。
“我们内部正在闹矛盾的时候，您却要搬走印刷所，这无异是逼我们走上绝路。”
“请您相信，这丝毫不包含任何政治原因，也不是由于争吵或示威，事情很简单：我担心查抄津科维奇的全部什物。您能不能向我担保，不致发生这类事？只要您保证，我可以把印刷所留下。”
“他的事很复杂——这是真的。”
“那您怎么能指望我把我唯一的武器拿来冒险呢？哪怕以后我能重新购置这些东西，单单时间的损失就多么大？您知道，它的建立是不容易的……”
沃尔采尔沉默了。
“我可以为您这么办：我写一封信，说明由于业务上的需要，我不得不迁移印刷所，但这不仅不表示我们的分裂，而且相反，这使我们可以有两个印刷所，而不是一个。您只要愿意，这封信随时可以公开发表，或者给任何人看。”
我真的按照这意思写了信，是写给扎皮茨基37的，他是领导中心一个不出头露面的人物，负责它的日常事务。
沃尔采尔留下吃饭。饭后，我请他在特威克南过夜，晚上我们两人一起坐在壁炉前面。他非常忧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一切让步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只是导致了内部的分裂，他与科苏特从事的宣传活动也毫无结果，这是一幅阴暗的图画，而它的背景便是波兰国内死一般的平静。
彼·泰勒38吩咐公寓的老板娘每月把账单寄给他，包括房租、伙食、洗衣费等等，由他结算，但从未当面付过钱给沃尔采尔。
1856年秋，大家劝沃尔采尔住到尼斯去，开头先在日内瓦湖畔的温暖地带居住一个时期。我听说后，主动提出路费由我负担。他接受了，这使我们重又接近了，我们又时常见面。但他迟迟没有动身，这时伦敦的冬季开始了，气候变得潮湿，大雾弥漫，令人窒息，空中永远湿湿的，刮起了可怕的东北风。我催他快走，但他对迁移，对活动，已养成了一种本能的畏惧心理；他怕孤独，我建议他带几个人一起上日内瓦，到了那儿，我可以把他介绍给卡尔·福格特……他一切都接受，一切都同意，但什么也没做。他住的底层是地下室，几乎终年不见阳光，他又有气喘病，那里空气不流通，煤烟味很重，这样，他的身体日益衰弱了。
他要走已经太迟，我提议在布朗普顿肺病疗养院为他租一间舒适的房间。
“这好是好……但是不成。算了，它离这儿太远了。”
“这有什么关系？”
“扎皮茨基住在这儿，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这儿，他每天早上得向我汇报一天的工作！……”
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几乎已达到疯狂的边缘。
“他们准备向我们提出一份抗议书，您大概听到过吧？”沃尔采尔问我。
“听到过。”
“这就是我年老以后获得的报答……活到这一天真没意思……”他忧郁地摇摇斑白的头。
“我看您的话不一定对，沃尔采尔。大家一向爱戴和尊重您，这件事之所以直到今天才发生，只是因为怕您伤心。您知道，他们不满的不是您，让您的同志们自己负责吧。”
“永远不成，不成！我们一切都是一起干的，我们应该共同负责。”
“您救不了他们……”
“半小时前您不是还在讲罗素39背叛了自己的同事们吗？”
这是晚上。我站的地方离壁炉稍远，沃尔采尔坐在炉边，脸对着炉火，他病容满面，在红红的火光照射下更显得憔悴不堪，饱经忧患——那消瘦的面颊上老泪纵横……在难以忍受的沉默中几分钟过去了……他站了起来，我陪他走进卧室，园子里高大的树木在簌簌作响，沃尔采尔推开窗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