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波兰的流亡者（第6/8页）

“站在这里，我尽管有不幸的肺部，我的生命可以延长一倍。”

我握住他的双手。

“沃尔采尔，”我对他说，“住在我家中吧，我可以分一间屋子给您，谁也不会来打扰您，您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您想单独用早饭，单独用午饭都成；您可以安心休息一两个月……不致受到不断的干扰，以便让精神得到恢复，我是作为朋友，作为您的兄弟劝您的！”

“谢谢您，我全心全意感激您；我愿意马上接受您的劝告，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这简直不可能……一方面是战争，另一方面，我们的人会以为我抛弃了他们。不，每个人都必须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到最后一天。”

“好啦，至少目前安静地睡吧。”我对他说，勉强笑了笑。已经没有法子救他了！

……战争临近尾声，尼古拉死了，新的俄罗斯开始了，我们终于活着见到了《巴黎和约》，见到《北极星》和我们在伦敦出版的一切全部售罄。我们开始发行《警钟》，它也受到了欢迎……我与沃尔采尔很少见面，他为我们的成功高兴，尽管内心感到压抑，痛苦，像一个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望着别人的孩子在成长……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这正是沃尔采尔所说的“现在或者永不”，可是他闭上了眼睛……

他临终前三天，切尔涅茨基派人来叫我。沃尔采尔要见我——他已奄奄一息，等待着死亡。我到达时他躺在沙发上，神志不清，接近昏迷状态，脸色蜡黄的，没一丝血色……面颊完全塌陷了，这种情形在他弥留时期曾经几次反复，他已习惯了死。过了一刻钟，沃尔采尔清醒了，声音虚弱，他认出了我，支起身子，半躺在沙发上。

“您看过报纸了？”他问我。

“看过了。”

“您告诉我，纳沙泰尔问题怎么样了40。我什么也不能读。”

我讲给他听，他全都听清了，也全都理解。

“啊，多么想睡哟，现在请您离开我，您在这儿我不能睡，可是睡眠能使我轻松一些。”

第二天他好了一些。他想对我讲什么……两次开了个头，又停止了……直到单独与我在一起时，这个弥留的人才把我叫到身边，用无力的手握住我的手，说道：

“您是完全正确的……您不知道您多么正确……这一直压在我心头，我必须告诉您。”

“不必再谈这些了。”

“走您自己的路吧。”他抬起头，那对垂死的、但是明亮的、闪闪发光的眼睛望着我。他不能再说其余的话。我吻了他的嘴唇——这做得很对，以后我们就永别了。晚上他起床走到另一间屋里，与老板娘一起喝了一点掺温水的杜松子酒，这是一个单纯的、好心的女人，把沃尔采尔当作神一般尊敬，认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喝完酒，他又回卧室睡了。第二天早上，扎皮茨基和老板娘来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他请他们生了火，让他再睡一会儿。火生着了，沃尔采尔却没有醒来。

我去时，他已死了。他那消瘦不堪的脸和身体用一块白被单覆盖着，我望着他，与他告别后，便去找雕刻师的助手，要为他拓一个石膏面型。

我与他的最后会见，他经历的巨大痛苦，我已在别处讲过了。41现在我只想再给它增加可怕的一笔。

沃尔采尔从不谈起自己的家庭。有一次他为我找一封信，在桌上翻了半天，又打开抽屉。那儿放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年轻人，留着军官的小胡子。

“这也是波兰的爱国者吧？”我说，主要是开玩笑，而不是询问。

“这……”沃尔采尔赶紧从我手中取下了照片，望着旁边说道，“这……这是我的儿子。”

后来我知道，他是华沙的俄国官员。

他的女儿嫁给一个伯爵，过得相当阔绰，但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临终前两天，他向马志尼口授自己的遗嘱——对波兰的遗言，向它致敬，向朋友们问候……

“现在都做完了。”垂死者说。马志尼没有放下笔。

“您再想想，”他说，“现在您是不是希望……”

沃尔采尔没有开口。

“您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对什么人说？”

沃尔采尔明白了，脸上布满一层阴影，他答道：

“我对他们没什么说的。”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这句简单的话更可怕、更严厉的诅咒。

随着沃尔采尔的去世，伦敦波兰流亡者中的民主派变得无足轻重了。它是靠他的正直和威望维持的。一般说来，急进派分裂之后几乎总会互相仇视。一年一度的大会分崩离析，人数少得可怜，已无人注意……它只是例行公事式的先人祭42，追思老的和新的亡灵，正如一切安灵弥撒一样，无非是祝祷死者的复活和来世的永生——祝祷波拿巴的再度来临43和“波兰共和国”的新生44。

两三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依然作为庄严而悲哀的民族传统的象征活在人们中间；他们像飘着长须、满头白发的犹太长老伏在耶路撒冷城墙边哭泣，不能成为引导民族前进的领袖，只是指着坟墓向我们呼号的僧侣：“站住，赶路的，瞧，英雄的墓地在这儿呢……”

在他们中间，优秀者中最优秀的一个45在衰弱的身体中还保留着年轻的心。蓝色的眼睛中还流露出纯洁得像孩子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慈祥目光，但是他的一只脚已跨进坟墓，即将离开我们，他的对立面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也不久于人世了。

这真的已到了“波兰的末日”46吗？

……在我们把令人感动和同情的沃尔采尔完全留在凄凉的海格特墓园以前，我还想讲几件关于他的小事，正如人们送葬回来，一边克制着悲痛，一边难免要谈到死者的一些往事。

沃尔采尔对生活琐事一向心不在焉，总是把眼镜、眼镜套、手帕、鼻烟匣等等忘在哪儿，然而，如果他的旁边有一块手帕不是他自己的，他也会把它揣进口袋，因此有时他的口袋里会出现三只手套，有时又只有一只。

在他迁居猎人街以前，他住在伯顿新月街43号，那是一排半圆形小屋子的旁边，离新马路不远。按照英国风气，新月街的房屋都是同一格式。沃尔采尔住的房子从一端算起是第五栋，他知道自己心不在焉，因为每次回家总得数门。有一次他从另一端回家，数到第五栋便敲门了，门一开，他便朝自己屋里走。屋里出来一个姑娘，大概是主人的女儿。沃尔采尔径直走到没生火的壁炉旁边，坐下休息，背后有个人咳嗽了两次，他发现那儿的安乐椅上坐着一个与他素不相识的人。

“对不起，”沃尔采尔说，“您大概在等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