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十章（第10/13页）

斯坦斯菲尔德不明白，为女王服务就必须与马志尼反目这个道理，不久就为此吃到了苦头。现在身居高位的大臣们不再写欢迎词，只要开药方了，他们也许还在为延长另一位革命家马志尼的寿命而殚思竭虑吧？

所有的朋友都劝加里波第留下，认为他对那些过分热心的君子向他转达的政府的愿望，不必信以为真。他们说：“难道可以怀疑内阁首相向英国议会表示的态度吗？”

“帕默斯顿的话不能使我违背我的保证。”加里波第回答，吩咐准备行装。

这是一次索尔费里诺战役！78

别林斯基早已指出，外交家成功的秘密在于他们与我们打交道时把我们也当作外交家，而我们与外交家打交道时却把他们当作人。

现在你们可以明白，如果迟一天就不可能有我们的节日和加里波第的讲话，他关于马志尼的话也不会具有那样的意义了。

……第二天我上斯塔福大厦，得知加里波第已迁居王子门街26号西利家，它在肯辛顿花园旁边。我赶往王子门，但是怎么也找不到机会与加里波第谈话，他的身边随时有人；客厅和书房里待着二十来个客人，有的坐着，有的走着，有的讲话，有的默不作声。

“您要走吗？”我拉住他的手说。

加里波第紧紧握住我的手，用伤心的声音回答道：

“我只能服从不可避免的事实。”

他还得出门；我离开他，下楼遇到了萨斐、格尔卓尼、莫尔蒂尼、理查逊等人，大家都为加里波第的离开感到气愤。西利夫人走进屋子，后面跟着一个瘦瘦的机灵的法国老妇人，她能说会道，正在向主妇表示，她能认识这么一个杰出人物是她的幸福。西利夫人转向斯坦斯菲尔德，请他翻译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法国女人继续道：

“啊，我的天，我多么高兴！这是您的公子吗？请给我介绍一下。”

斯坦斯菲尔德只得让法国女人大失所望，她没有注意到，他与西利夫人年纪相仿，于是他问她，她还有何贵干？她看了我一眼（这时萨斐等人已经走了），说道：

“我们不是单独在这儿。”

斯坦斯菲尔德报了我的名字。她马上跟我搭讪，请我留下，但我宁可让她跟斯坦斯菲尔德单独谈话，重又上了楼。过了一会儿，斯坦斯菲尔德拿着一个铁钩或扳手来了。这是法国女人的丈夫发明的，她希望得到加里波第的赞赏。

最后两天是混乱而忧郁的。加里波第避免谈到自己的离开，只字不提他的健康……在他左右的人中，他看到了伤心的指责的目光。他的心情很不好，但他保持着沉默。

离开的前一天两点钟，我坐在他那里，有人来报告，会客厅已挤满了。这一天，他要接见议员和他们的家属，各种贵人和绅士，据《泰晤士报》说，总数达到两千人，这真是盛大的接见仪式，皇帝的上朝，场面之大，不仅符腾堡的国王，连普鲁士的国王要是没有教授和下级军官凑数，恐怕也难以办到。

加里波第站起来问道：

“难道时间到了？”

斯坦斯菲尔德正好在场，看了看表说道：

“离预定的时间还有五分钟。”

加里波第叹了口气，愉快地坐回了椅子。但这时一个办事员跑了进来，开始安排，沙发放在哪里，从哪个门进，从哪个门出。

“我走了。”我对加里波第说。

“为什么？再待一会儿。”

“我在这儿做什么？”

“在我接见这么多不认识的人时，”他笑道，“我至少可以留下一个熟人。”

门开了，门口出现了临时赞礼官，他拿着名单开始大声念官员的姓名：某某爵爷阁下，某某伯爵，某某侯爵和侯爵夫人，某某勋爵和勋爵夫人，某某小姐，某某侯爵，某某议员大人，没完没了。随着每个名字，一个个人安详地挤进了屋子，年轻的、年老的穿钟式裙的夫人小姐们也像气球似的飘了进来，这些人有的白发苍苍，有的秃顶，有的矮小，有的肥胖结实，有的瘦得像没有后腿的长颈鹿，脖子伸得高高的，还想伸高，好像要把又大又黄的牙齿顶住上半部脑袋……每个人身边都有三位、四位或五位女士，这非常好，因为她们占据了五十个人的空间，使大家不致因此挤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依次走到加里波第面前，男的便握手，还拼命摇动，好像他的手指刚在开水里烫了一下，有的一边握手一边讲话，但大部分人只是咕哝几句便闭上嘴巴，鞠躬告退。夫人们也默默无语，但目不转睛、一眼不眨地注视着加里波第，以致今年伦敦出生的婴孩一定有不少相貌像他，但由于现在孩子们都已穿上了红衬衫，再要模仿就除非穿上披风了。

行完礼的人从对面通客厅的门退出，然后下楼离去；胆大些的却不急于离开，尽量待在屋里。

加里波第起先站着，后来坐下了又站起来，最后就干脆坐着了。他的腿不允许他长时间站立，而接见似乎还没有尽头……马车不断驶来，赞礼官还在念名单。

近卫骑兵的乐队在奏乐，我这儿站站，那儿站站，起先走进客厅，然后随着钟形裙的潮水涌到瀑布那儿，给它卷过一个门口，进入了萨斐和莫尔蒂尼平时歇息的房间。屋里没有一个人；我感到惶惑和厌恶，这是什么名堂，把放逐装扮得冠冕堂皇还不够，又演出这一场朝见国王似的喜剧？我累极了，朝沙发上一坐；乐队在奏《路克雷齐亚》79，演奏是出色的，我静静听着。是的，是的，“我们何必为不可知的明天操心”。

从窗口可以望见排成长龙的马车，它们还在驶来，一辆刚到，又来了第二辆，又有一辆停下了。我想象着加里波第带着他那条受伤的胳臂，怎样坐在那儿，既疲倦又伤心，脸上掠过一层谁也不注意的阴影，而那些钟形裙还在飘进屋子，那些大人，白发的、秃顶的、高颧骨的、长脖子的大人们还在走进屋子……

……乐声不断，马车还在驶来……我不知怎么终于睡着了，有人开门，惊醒了我……音乐还在响，马车还在驶来，简直没完没了……他们真的非把他累死不可！

我回家了。

第二天，就是动身的那天，我早上七时便到了加里波第那里，我特地为此在伦敦过了夜。他闷闷不乐，心神不定；只有这时你才可以看出他习惯于指挥别人，不论在战场上还是海洋上，他都是钢铁般的领袖。

一位先生抓住他，给他带来一个靴匠，靴匠为加里波第发明了一种带有特殊铁框装置的靴子。加里波第无可奈何地坐在安乐椅上，靴匠汗流满面，给他穿上他发明的铁鞋，然后叫他站起来走路；一切似乎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