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十章（第9/13页）

当然，英国贵族是现实的，他们压根儿没想过要驱逐加里波第，相反，他们想拉拢他，用一层金碧辉煌的云雾把他与人民隔开，就像大眼睛的赫拉与宙斯调情时也得躲开众神的耳目一样。他们只想讨好他，给他吃好的，喝好的，不让他安静下来，清醒过来，也不让他离开一分钟。加里波第想筹集款子，但是由我们仁慈的“大老板”，由沙夫茨伯里、德比和德文希尔的大老板规定得过安分守己的、幸福美满的贫苦生活的那些人，能掏出多少钱呢？而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给他五十万、一百万法郎，我们用埃普索姆赛马场上的一半赌注，就可以给他买

庄园、别墅和公馆，

另加十万白花花的银子。

我们可以给他买下卡普雷拉岛69的其余部分，买一只精致的游艇，因为他喜欢在海上航行；但是为了免得他把钱浪费在没意思的事上（所谓没意思的事是指意大利的解放事业），我们可以让他收租享福，但地产不能出售，只能由长子继承。70

所有这些计划都以光彩夺目的方式搬上了舞台，但是收效甚微。加里波第像阴天夜里的月亮，不论云朵怎么来来去去，匆匆忙忙，轮番出现，明亮的月光还是不断射向我们下界。

贵人们开始感到不好办了。于是生意人出来帮忙。他们考虑的只是眼前的利益，骚动的精神后果不在他们话下，他们需要控制眼前，而眼前，一位皇帝似乎已皱紧了眉头，另一位也似乎闷闷不乐，这种情形可不能给托利党人利用……斯坦斯菲尔德事件已是前车之鉴。

幸好就在这时，克拉伦登71必须上杜伊勒里宫朝拜。事情本身不大，他很快就回来了。拿破仑向他谈到了加里波第，对英国人民给予伟人的礼遇表示赞赏。德律安·德·吕72则说……但是他什么也没说，不过如果他开口，他就得说：

我出生在高加索附近73，

但我是罗马的公民74！

奥地利大使甚至没有为欢迎革命将军的事表示赞赏。一切都十分美满。然而大家心情不好……总觉得不是味儿。

内阁睡不安稳；于是“第一个人”悄悄对第二个人说，“第二个人”又悄悄对加里波第的一个朋友说，加里波第的朋友又跟帕默斯顿的一个亲戚说，跟沙夫茨伯里勋爵说，跟他的又一个伟大朋友西利说。西利又悄悄跟外科医生弗格森商量……从来不为朋友担心什么的弗格森，突然为朋友担心了，写了一封又一封信，谈加里波第的病。格莱斯顿读了这些信，比外科医生更加担心。谁能想到，财政大臣的心里有时还蕴藏着这么丰富的爱和同情？……

……我们的节日的下一天，我前往伦敦。在火车上我买了一份晚报，看到了大字标题：“加里波第将军患病”，然后是消息，说他日内即将返回卡普雷拉，不再前往任何一个城市。我并不像沙夫茨伯里那么神经过敏，也不像格莱斯顿那么为朋友的健康忧虑重重，我对报上的消息丝毫不以为意，因为我昨天还见过这个人，他一点病也没有。当然，疾病有时会突然降临，例如保罗一世皇帝就曾忽然一病不起，但是加里波第还不至于一下子中风，如果他发生了什么意外，我们共同的朋友会马上通知我。因此不难猜测，这只是一场骗局，一个圈套。

探望加里波第已太迟了。我立即找马志尼，他不在家，于是又找一位夫人，从她那里得知了内阁大臣为伟大的疾病担心的大体轮廓。马志尼也来了，他的样子是我从未看见过的：脸色和声音中都含包着眼泪。

在樱草丘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75，谢恩讲了话，从这篇讲话可以大体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对他所说的“阴谋家”和当时的状况作了相当忠实的描写。沙夫茨伯里跑去跟西利商量，西利是一个能干的人，马上说，这必须有弗格森的信；弗格森一向唯命是从，不可能拒绝写信。4月17日星期日晚上，一些阴谋家和他一起来到斯塔福大厦，加里波第当时正平静地坐在屋里吃葡萄，既不知道自己病了，也不知道医生要来。那些人在旁边屋里商量怎么办，最后，勇敢的格莱斯顿负起了艰巨的任务，在沙夫茨伯里和西利的陪伴下，走进了加里波第的屋子。格莱斯顿能够说服整个议会、大学、会社和代表团，当然可以说服加里波第，何况他用的是意大利语，这大有好处，因为尽管在场的有四个人，却没有一个可以充当证人。加里波第先是回答他，他很健康，但是财政大臣认为，他身体健康是偶然现象，不足为据，按照弗格森的证明，他是病了，他手中还拿着诊断证明。最后，加里波第猜到了，关心和体贴下面隐藏着别的东西，于是问格莱斯顿：“这是不是表示他们希望他快走？”格莱斯顿没有向他掩饰，加里波第的访问使英国本来困难的处境变得大大复杂化了。

“既然这样，我走就是了。”

轻而易举的成功反而使格莱斯顿有些不好意思，他惊慌失措，提议他再访问两三个城市，然后回卡普雷拉。

“我不能在城市中进行挑选，”加里波第生气地答道，“我保证两天后动身。”

……星期一，议会提出了质询。看风使舵的老人帕默斯顿在一个议院中，马不停蹄的朝圣者克拉伦登在另一个议院中，都凭自己纯洁的良心作了解释。克拉伦登向贵族们作证，拿破仑根本没有要求驱逐加里波第。帕默斯顿也证实，他本人根本不希望他离开，他只是为他的健康担忧……随即开始陈述各个细节，那是只有相依为命的妻子或保险公司派出的医生才会知道的，如睡眠和饮食的时间，伤口的反应，营养状况，烦躁的心情，年龄等等。议会开会变成了医生的会诊。首相援引的不是查塔姆76和坎贝尔77的言论，而是医学常识和弗格森的诊断——弗格森为这次困难的手术帮了他的大忙。

立法机关决定，加里波第病了。英国的城市和乡村，郡镇和银行，享有按照自己的认识处理一切的权利。政府竭力避免任何干涉的嫌疑，以致听任人们每天饿死，也不敢限制济贫院的自治权，还可以允许整个村子的人民在劳动中累死，或者变成呆小病患者，现在却突然变成了医院的护士和保姆。国务大臣们丢下了大轮船的舵，叽叽咕咕商量一个没有要求他们看病的人的病情，给他开了没有要求他们开的药方：大西洋和萨瑟兰的“水神号”游艇。财政大臣忘记了国家预算，所得税，借方和贷方，当起了会诊大夫。首相向议会报告了这份病理分析。那么难道胃和腿的自治权，不像把人送进坟墓的慈善机关的自治权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