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一章（第5/11页）

“那么您坚决不想为自己辩白？”

“不。”

“那叫我怎么给那边写信？”

“就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他们。”

她从口袋里掏出最近一期《警钟》，念道：“在我们身旁发生的灾难的火海意味着什么？这是疯狂的破坏之火，还是用火来洗净一切的惩罚？是什么驱使人们采取这样的手段，这又是些什么人？对于一个不在那儿的人，当他把眼睛转向那块包含着他全部的爱，全部的生命的土地，只能看到无声的火光的时候，他内心的沉重是可以想见的。”

“这是一些可怕的、晦涩的句子，它们不能说明您有罪，也不能说明您无罪。请您相信我，您应该出来澄清事实，否则，请您记住我的话：您的朋友们和您的支持者便会离开您。”

……正如“俄国上校”是我们的成功的鼓手长，这位和平的夏洛特·科尔台成了我们与舆论决裂的宣告者，而且是双边的决裂。一边，反动分子抬起了头，称我们为恶魔和纵火犯，另一边，一部分年轻人抛弃了我们，仿佛我们已掉了队。我们蔑视前者，对后者感到遗憾和伤心，我们知道，无情的生活浪潮会卷走游得太远的人，只有一部分能回到岸边。

谣言越传越多，不久就登上了报纸，扩散到了全俄国。于是我们的刊物成了众矢之的，开始受到围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些单纯、正直的人，那些根本不是革命家的人，怎样给报纸的造谣诬蔑弄得大惊失色，因为这对他们说来是完全陌生的。暴露文学一下子掉转枪口，变成了警察秘密侦查和暗探通风报信的文学。

社会本身也发生了转变。农民的解放使一部分人的头脑清醒了；可是另一部分人干脆对政治鼓动产生了厌倦情绪，他们向往过去的平静生活，对必须花这么多力气取得的酒菜丧失了食欲。

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的毅力有限，我们的忍耐却是无限的！

自由主义的七年耗尽了激进情绪的全部潜力。从1825年起蕴藏和蓄积在头脑中的一切，在兴奋和欢乐中，在对未来的幸福的展望中消磨完了。半途而废的农民解放，对神经衰弱的人说来，却好像俄国已走得太远，也太快了。

那个时候，激进派正在兴起，理论上也如火如荼，越来越显露头角，使本来就惶恐不安的社会更加提心吊胆。它的突出之处就在于趋向极端，以致自由派和持温和发展观念的人，又是画十字，又是吐唾沫，塞住耳朵纷纷逃避，躲进了破旧肮脏、但业已习惯的警察的保护伞下。大学生轻举妄动，地主却不习惯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样两军对峙，势必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

社会舆论刚有些生机，便暴露了它粗野的保守色彩，在宣称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同时，却怂恿政府竭尽全力实行恐怖手段和迫害活动。

我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站在反动的污泥中，我们做不到，在它之外，又找不到一块土地。我们像童话中无所适从的勇士，站在十字路口等待。朝右走便得失去马，但自己可以保全；朝左走可以保全马，但自己会完蛋；朝前走，大家都会离开你；朝后走，这已经不可能，那儿的路已长满了青草。但愿出现一个魔法师或隐修士，可以替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我们的朋友，尤其是俄国人，星期日晚上往往聚集在我们屋里。1862年，后者的数目大大增加了：商人和旅游者，新闻记者和各个部门（尤其是第三厅）的官员，纷纷前来参观博览会42。进行严格的选择是不可能的；我们只得未雨绸缪，要求熟悉的朋友换在别的日子聚会。但伦敦的星期日是虔诚而枯燥的，这常常可以使人放松警惕。

这些星期日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灾难。但是在我谈这事以前，我先得介绍两三个出现在奥塞特大厦43简陋客厅中的我国特有的怪物。毫无疑问，这些从俄国来的活珍品比世界博览会上的俄国部分更加有趣，更加引人入胜。

……1860年，我收到了一封从干草市场的旅馆寄来的俄文信，写信的是几个俄国人，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在尤利·尼古拉耶维奇·戈利岑44手下办事的，公爵秘密离开了俄国，“公爵本人到君士坦丁堡去了，但打发我们走另一条路。公爵吩咐我们等他，给了我们几天的生活费用。现在已过了两个星期，还没有公爵的消息，但是钱用完了，旅馆老板很生气。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又没有一个人会讲英语。”他们无计可施，因此要求我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我去看他们，解决了这件事。旅馆老板认识我，答应再等一星期。

五天以后，一辆豪华马车由两匹灰色花斑马拉着，驶到了我的大门口。我关照过仆人许多次，哪怕来的人坐着四匹马拉的马车，哪怕他说他是公爵，我上午反正不会客，但是我无法战胜他对贵族的马车和称号的景仰之心，何况这一次这两大优势兼而有之，因此过了一分钟，一个身材魁梧、肥胖，仪表堂堂，脸型像亚述人面牛45的绅士，便扑到了我身上，抱住我，为我照顾他的仆人向我表示感谢了。

这是尤利·尼古拉耶维奇·戈利岑。旧俄国残存的这种性格鲜明的大阔佬，我们祖国的这种活标本，我已好久没见到了。

他立刻跟我海阔天空谈了起来，那些事简直不像真的，但事实证明都是真的：他怎样吩咐一个世袭兵替他抄《警钟》上的一篇文章，怎样跟自己的妻子分手，世袭兵怎样向警察局告发他，妻子怎样不给他寄钱，沙皇怎样把他放逐到科兹洛夫，不准外出，这样，他决定逃出俄国，带着一个年轻小姐，一个家庭女教师，一个男管家，一个教堂领唱人和一个女用人，越过了摩尔达维亚边境。在加拉茨，他又弄到了一个仆人，这人可以结结巴巴地讲五种语言，但他觉得这人像个奸细……接着他又对我说，音乐是他的命根子，他打算在伦敦举办演唱会，因此希望认识奥加辽夫。

“这儿英……英国的税务机关收税可不……不轻呢。”结束他的高谈阔论以后，他又有些口吃地说道。

“对商品也许这样，”我说，“但对旅游者，税务机关是非常客气的。”

“我看不尽然，我就为我的鳄……鳄鱼付了十五先令呢。”

“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鳄……鳄鱼就是鳄……鳄鱼呗。”

我睁大了眼睛，问他：

“公爵，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您不带护照，却带了一条鳄鱼旅行？打算用它在边境上吓唬宪兵不成？”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亚历山德利亚散步，一个阿拉伯小家伙在出售鳄……鳄鱼，我看了喜欢，就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