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上（第12/28页）
又一天，陆澄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感情，是性的别名吗？”
先生说：“仁、义、礼、智也是性的别名。性只有一个。就其具有形体而言，称之为天；就其主宰万物而言，称之为帝；就其流动于天地而言，称之为命；就其赋予人而言，称之为性；就其主宰人之身体而言，称之为心。心则有其作用，表现在事亲上便称之为孝，表现在事君上便称之为忠，以此类推，各种名称没有穷尽，其实只是一个性而已。好比同一个人，对父亲而言称之为子，对儿子而言称之为父，以此类推，也没有穷尽，但只是一个人而已。所以，为学只要在性上下功夫，只要能够把握这个性字，那么一切道理都能明白了。”
【四〇】
一日，论为学工夫。
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78]矣。”
【译文】
一天，大家讨论做学问的功夫。
先生说：“教人做学问，不能偏执于一边。人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容易心猿意马，不能集中心思，而且所考虑的更多是私欲方面的东西。故而要先教他静坐，使其停止思虑。久而久之，待得心思稍能安定。但如果只悬空静坐，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一般，也没有作用。这时需要教他内省体察、克制私欲的功夫。省察克制的功夫在任何时候都要持守，就像铲除盗匪，必须要有彻底扫除的决心。闲来无事的时候，要将好色、贪财、求名的心思逐一省察，务必要拔去病根，使它永不复起，才算是痛快。就好比猫捉老鼠，一边用眼睛盯着，一边用耳朵听着，私心妄念一起，就要克制它。态度必须坚决，不能姑息纵容、给它方便，不能窝藏它，不能放它生路，这才算是真真切切地下苦功，才能够将私欲扫除干净。等到没有任何私欲可以克制的时候，自然可以安安心心地坐着。虽然说‘何思何虑’，但这不是初学时的功夫，初学的时候必须去思考。内省体察、克制私欲就是使念头诚敬，只要心念所思均是天理，等到心中纯然都是天理，就是‘何思何虑’的境界了。”
【四一】
澄问：“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义’ [79]，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于神明，何怕之有？”
子莘[80]曰：“正直之鬼不须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恶，故未免怕。”
先生曰：“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译文】
陆澄问：“有的人晚上怕鬼，怎么办？”
先生说：“只是因为平时不能积德行善，心中有所愧疚，才会怕鬼。如果平日里做事都能合乎神明的意志，那又有什么好怕的？”
子莘说：“正直的鬼不需要怕，怕的是恶鬼，不管好人坏人都要加害，所以才会害怕。”
先生说：“哪里有恶鬼可以迷惑正直的人的？仅仅有这个怕的感情在，心就已经不正了！所以有被鬼迷的人，不是真正被鬼所迷惑，而是被自己内心迷惑。比如喜欢美色的人就被色鬼所迷；贪财的人就被贪财鬼所迷；易怒的人就被怒鬼所迷；胆小的人就被胆小鬼所迷。”
【四二】
“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
【译文】
“心的本然状态即是安定平和，也就是天理。心之所以有动有静，都是在不同的境遇下的表现不同罢了。”
【四三】
澄问《学》《庸》同异。
先生曰：“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
【译文】
陆澄问《大学》与《中庸》两书的异同。
先生说：“子思总结概括《大学》的主旨作为《中庸》的首章。”
【四四】
问：“孔子正名[81]。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82]，此意如何？”
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译文】
陆澄问：“孔子主张正名分。朱熹说孔子是上报天子、下告诸侯、废黜公孙辄而拥立公子郢，这样解释对吗？”
先生说：“恐怕不是这样。哪有一个人待我恭敬有礼，希望我帮他治理国家，我还想要废黜他的，这符合人情和天理吗？孔子既然愿意帮助公孙辄治理国家，一定是公孙辄愿意将国家托付给孔子、听孔子的指教。孔子的德性隆盛、内心诚挚，一定已经感化了公孙辄，使他明白不孝顺父亲的人不可以称之为人，故而公孙辄才会痛哭，亲自去迎接父亲。父子之间的感情是出于人的天性，公孙辄能如此真切地悔悟，蒯聩又怎会不被感动呢？蒯聩既然归国了，公孙辄便将国事交予父亲，并请求以死谢罪。蒯聩已经为儿子的行为所感动，又有孔子从中斡旋，当然绝对不肯接受，仍然要让公孙辄担任国君。群臣和百姓也想让公孙辄继续担任国君。公孙辄向天下昭告自己的罪行，请示天子，告知诸侯，坚持把国君之位还给父亲。蒯聩和群臣、百姓也都赞扬公孙辄改过、仁孝的美德，请示天子，告知诸侯，坚持让公孙辄担任国君。所有的因素都决定了公孙辄必须出任国君，才使他再次主掌卫国。公孙辄不得已，只能像后世帝王一样，率领群臣和百姓尊蒯聩为太上皇，让他得到尊崇的奉养，这才重新出任卫国之君。这样君臣父子才各得其位，名正而言顺，天下才得到治理。孔子所说的正名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