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8/12页）

再次乘坐电梯——任何景象的重复都会让人觉得有点怪——她再次下沉，远离当下。当电梯砰的一声降到地面上时，她仿佛听到一只罐子摔碎在河岸上。至于找到正确的商品部，无论是哪一个，她若有所思地站在各式手提包中间，对所有店员的建议充耳不闻。这些店员个个彬彬有礼、身穿黑衣、头发整齐，生气勃勃。他们一概是什么人的后裔，可能有些人也像她一样，自豪地来自久远的过去，但他们选择降下“现时”这道防护屏，于是，今天他们不过是马歇尔与斯奈格夫的店员。奥兰多犹豫不决地站在原地。透过巨大的玻璃门，可以看到牛津街上的车流。公共汽车似乎堆到了一起又分开，就像那天泰晤士河上的冰块一样涌动。一个老贵族脚穿毛皮拖鞋，横跨在两块冰中间。他就那么沉下去了——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样子——嘴里咒骂着爱尔兰的乱党。他沉下去的地方，现在正停着她的车。

“时光弃我而去了，”她边想，边试图理清杂乱的心绪，“这是中年来临的征兆。多奇怪啊！一件事情总会勾起另一件。我拿起一个手提包，就想起了那个被冻在冰里的老妇人。有人点燃粉红蜡烛，我就看见穿俄罗斯裤子的姑娘。当我踏出门外——就像现在这样。”她走到牛津街的人行道上，“我嘴里尝到的是什么味道？香草。我听到山羊颈上的铃声。我看到山峦起伏。土耳其？印度？波斯？”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眶。

读者或许会觉得，奥兰多离“当下”有点儿太远了，他们看到她正准备钻进自己的汽车，却满眼都是泪水和波斯山峦的幻象。此外，实际上，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那些最擅长生活这门艺术的人——他们往往是些无名之辈——能够把六十或七十个同时在正常人体中跳动着的时刻协调在一起，这样当钟声敲响十一点时，所有其他的时刻也会随之震动，这样“当下”就既不会突兀断裂，也不会完全迷失于“过去”。关于他们，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他们活得不多不少，恰好是墓碑上写着的那个岁数：68或72。另外有些人虽仍然行走于人世间，但我们知道，他们已经死了；有些人尽管过完了一辈子，却还没有出生；有些人说自己只有36岁，但实际上他们已度过了几百年。无论《国家传记辞典》上怎么说，一个人究竟活了多久，永远是一个可以争论的话题。因为这种计时非常困难；转眼就能扰乱它的，莫过于接触艺术。或许是因为迷恋诗歌，奥兰多丢了购物单，没买沙丁鱼、浴盐和靴子就回了家。现在她站在汽车旁边，一只手扶在车门上，“当下”再次狠狠敲击她的脑袋。这次敲了十一下。

“真讨厌！”她大叫。因为钟声对神经系统震动很大，有好一会儿她都没太回过神来，只是皱起眉头，熟练地换挡，像之前一样朝着行人大喊大叫：“看看路啊！”“你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同时开着车子飞驰，转弯，钻来钻去（她是个熟练的司机），驶过摄政街、草市街、诺桑波兰大道，穿过威斯敏斯特桥，左转，前行，再右转，再前行……

1928年10月11日，星期四，老肯特街上热闹非凡，许多人甚至被挤到了人行道外面。妇女们手里提着购物袋。孩子们四下奔跑。布店大减价。街道有的地方窄，有的地方宽。眼前的景象在远处渐渐缩成一条线。这里有个集市，那边在办葬礼。游行的人群打着横幅，上面有 'Ra -- Un'的字样，可中间的字是什么呢？肉的颜色鲜红。肉店老板站在门口。女人们的鞋跟都快磨平了。门廊上写着“爱战——”（原文Amor Vin——，拉丁谚语“爱战胜一切”的前半部分）。一个女人从卧室窗口向外凝望，一动不动，若有所思。艾珀约翰和艾珀贝德，殡仪……没什么东西能让人从头到尾读完，看到了什么事情的开端——比方说，两个好朋友在街上偶遇——就肯定看不到结局。二十分钟后，人的身体和心灵就成了撕碎的纸片，从麻袋里颠簸出来，而且驱车离开伦敦的过程，恰好与失去知觉或死亡之前，身份被切碎成小块的那种感觉类似，因此，奥兰多现在究竟可否算得上还活着，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几乎以为她已经彻底分崩离析了，但这时终于从右侧伸出了一道绿色的帷幕，减缓了纸片飘落的速度；然后另一道帷幕从左边升起，我们可以看到纸片在空中不停翻转飘舞；帷幕在她周围不断伸展着，最后她的意识重新获得了“把事物聚合成整体”这一幻觉：她看见一个村舍，四头牛，都与实际一样大小。

奥兰多这才松了口气，默默点燃一支香烟，静静地吸了一两分钟。然后，她试探着叫了一声“奥兰多？”仿佛她叫的那个人可能不在一样。“奥兰多？”因为如果76个（我们随便说个数字）不同的时间能够同时在人的头脑中滴答作响，那么老天保佑，该有多少个人格同时停驻在一个身体里呀？有人说是2052个。于是，独处时，直接开口唤“奥兰多”（如果这是你的名字的话）就是天下最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它意味着“唉！唉！我已经厌倦死这个自我了。我想换一个。”这就能解释我们在朋友身上目睹的那些惊人的变化了。但这也并非每次都能如愿，因为你可以像奥兰多现在这样（她来到了乡间，于是需要另一个自我），唤出自己的名字，可她想要的那个自我却很可能不出现。我们把这许多自我建立起来，一个摞在另一个上面，像侍者手里高高堆起的盘子一样，而其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情感倾向，自己小小的宪法和权利，随便你怎么称呼（其中很多事物并没有固定的名字），所以，可能某个人格只在下雨时出现，另一个只进有绿窗帘的房间；一个只有琼斯太太不在的时候才肯光顾；还有一个必须得给她倒杯酒，她才答应前来……如此这般，每个人都能从自己的经历中总结出，他与这些不同的自我究竟达成了哪些协议，其中有些协议过于荒诞，根本无法在这里提及。

于是，奥兰多站在谷仓边的转弯处，呼唤“奥兰多？”语气中有点质询的意味。她等了一会，奥兰多没有来。

“那好吧。”她好脾气地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都只能这样。她又试着呼唤另一个，因为她有许多个自我可以召唤，远超出我们的篇幅所能允许的限度。因为一部传记如果能记录六七个自我，就可以算得上完整了，而一个人实际拥有的自我数量可能成千上万。那么，选择我们已经叙述过的，奥兰多现在可能在呼唤那个挥剑斩下摩尔人头颅的少年、重新把它又挂回去的少年、坐在山上沉思的少年、见到了诗人的少年、向女王呈上玫瑰水碗的少年，也可能是那个爱上了萨沙的年轻人、宫廷侍从、大使、军人、旅者，又或许她想呼唤的是一个女人，比方说那个吉卜赛姑娘、贵族小姐、隐士、热爱生活的女人、诗人们的庇护人，抑或是那个会喊马尔（意味着热水澡和傍晚的炉火）、谢尔默丁（意味着秋天树林里的番红花）、邦斯洛普（意味着我们每天都要死去）或是三个名字一起喊——其含义过于丰富，这里写不下——的女人。这些人格彼此迥然相异，而她可能在呼唤其中的任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