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半 海外关系（第2/6页）

然而，那一刻，其实什么也没发生。我的位置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动作和语言。空气凝结在两个矮小僵直的身影之间。摄像机无聊得只能摇几个阳光透过门缝洒在行李箱上的空镜头。箱子的花纹和质地，都不是家里大人出差拎的那种，没有“为人民服务”。接下来，至少有一刻钟，两位主角都没有意识到屋子里还有另一个人存在。老头拎着箱子进屋，外婆去烧水泡茶，谁也不说话。直到水咕嘟咕嘟顶起壶盖，我实在忍不住去扯外婆的衣袖时，她才猛地醒过来，攥住我的手，指着老头的背影说：“昱宁喊人。”

“喊什么？”我轻声问。

“舅公，你亲舅公。”

这个天上掉下来的舅公，很快就成了挂在全家嘴边的惟一话题。比“舅公”或者“娘舅”出现频率更多的词是“香港”。这个近两年（准确地说是从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见过邓小平之后）我在无线电广播里、在十二寸黑白电视机里反复听到的字眼，突然就跟我们家有了如此切近的关系。关起门来，我妈激动地向我爸勾勒家族树的形状，描述杨家（外婆）和孙家（外公）的近代史。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我只靠耳边蹭到的几句，就轻易拼出了来龙去脉。总而言之，我母亲那一脉，上几辈都是从宁波到上海这个大码头来出海的船员。他们在这个总人数庞大而交际范围狭小的圈子里互相帮衬，介绍工作，结亲通婚。我的太公跑了大半辈子船，舅公在三十年代末子承父业，到“太古轮船”上当水手。1949年后太古关了上海办事处，舅公就跟着公司去了香港。开始还往家里寄钱，想尽办法跑上海航线，后来……故事一到“后来”就索然无味，妈顿了一下，拿不准该怎么说。

对家史的缅怀不时被打断，因为爸妈常常被外婆叫出去到厨房帮忙。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家里的房门不断地开开关关，飘进来一股股让我肠胃痉挛的饭菜香味。窗外听不到爆竹声，窗里却是比春节更亢奋的气氛。白斩鸡酱油肉炒螺蛳冬笋发芽豆咸菜黄鱼汤，我就傻愣愣地看着它们像变戏法一样从桌子的每一个方向冒出来。姨父被派去采办大闸蟹，因为他有个表亲在菜场里卖排骨，可以领着他去找水产贩子，至少不会短了斤两。我清楚地记得临行前，他的脸被晚霞映得通红，像地下党接头那样压低了嗓子问外公：“十五块钱一斤，也买吗？”

“买。”外公也不自觉地压低了嗓子，“你娘舅喜欢的。”

那时候，菜场职工仍然比学校教师吃香得多，买肉买油仍然要凭票，而大闸蟹的黑市价，却在那两年里贵得像现在的房地产一般神奇，吃一顿至少得花掉普通人半个月的工资。街上总是盛传着有人花多少张“大团结”买蟹，却被小贩狸猫换太子，拎回家一看是一篮子砖头的悲惨故事。好像从记事起，家里的餐桌上每每出现面拖梭子蟹，我就会跟着大人的深情回忆，想象一下大闸蟹是何等尤物。奇迹发生得如此猝不及防：就在那个深秋的下午——是的，因为有蟹，所以我能确定那是秋天——舅公来了，于是大闸蟹也来了。分配食物似乎是外婆与生俱来的本事，姨父刚从菜场回来，她就拿出了服膺众人的方案：客人吃一对，主人（外公外婆）分一只，而陪同的小辈，各家都分到半只。这半只，每一家都给了孩子。记忆里那天的日光灯特别亮，把家里最大的八仙桌照得伤痕斑驳，把我和表妹表弟——每一个吃蟹的孩子都照得青面獠牙。好吃，我说，这话没经过大脑，甚至没经过味蕾，我觉得它就像那片映红了姨父面庞的晚霞一样，是最赤裸最美好的真理。

可是舅公吃得并不怎么起劲。疲倦似乎要把他本来就狭窄的眼睑，进一步粘合在一起。外公和外婆把他夹在中间，有时互相低声说话，好像与桌上的菜和专心吃菜的我们，自动隔开一段距离。不时传来几个零碎字眼。十八年，还是二十年，我听到外婆和舅公在为失去联系多少年而争执。看起来已经睡着的舅公突然捏起拳头闷闷地捶了一下桌子，说：“假使六八年再给你们写信，不是害了你们？”

屋子里沉默了几秒钟，等到剥蟹壳吸螺蛳的声音再度响起，外婆已经在用围裙擦眼睛。这样的眼泪是不适合写到作文里去的，摄像机自动暂停，我别过头去。按我妈后来的说法，我们家在这几十年里没跌太惨的跟头，一要谢舅公在最恰当的时间停止从香港寄钱寄信，二是亏得太公没等1956年公私合营全面开展，就关掉了那家他刚刚开张一两年、生意正兴隆的柴火铺。“到底都是大江大海上漂过的，”我妈说，“太公和舅公也算见识宽广，不光盯着鼻子底下这点地方。”

我高中毕业以前，所有的母系亲属都住得很近，外婆和小舅在隔壁，阿姨住对门。大舅二舅在苦等单位分房前，也曾拖家带口地在这几间总面积不超过八十平方米的屋子里搭过铺开过伙。上海人的房子就像是魔术师的帽子，你永远不知道这样逼仄的空间能藏下多少东西多少人口。舅公这一来，外婆说什么也不肯让他住饭店，一番腾挪之后，他便在外婆的屋子里占下半间。这番腾挪似乎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容易，没有哪个舅舅抱怨自己的地盘被征用——与家门被骤然打开、远方世界扑面而来的感觉相比，眼前这点不方便又算得了什么？所有我素未谋面或者平时极少走动的远亲，从上海某些遥远的、我也说不清名字的角落次第涌来。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喊我们家的门牌号，通知接听公用电话；几乎每天，我都会被拉到陌生的面孔面前“喊人”，表舅堂姨之类的称谓一过耳就忘，我只能根据他们往我手里塞的糖果名称——大白兔、花生牛轧、奶油话梅糖、零拷的香草巧克力——来记住他们各自的相貌特征。

过了一周左右，舅公的次子毅林也从香港过来。他不必像舅公那样，从虹口的明华坊（外婆的老房子，与舅公失去联系前的旧地址）一路找到杨浦区的控江四村，他只须来电话说定航班，二舅和姨父就一起扛着牌子去接，直接把他安顿在东风饭店。虽然转几辆公交车到机场比去趟崇明还费周折，可一接到人，他们就能跟客人一起，平生头一回坐上出租车——从此，那辆“湖蓝色、看起来古色古香的上海牌轿车”就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也难怪，哪怕时间轴再往后挪十年，坐出租车仍然属于奢侈行为，以至于我表妹一度立志要嫁个出租车司机，可以天天免费经过高架上那个著名的外滩大拐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