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半 海外关系（第4/6页）
听妙发絮叨了一通他家跟玉梨七扯八弯的关系以及玉梨的形貌特征、家世背景，鹤棠终于安静下来。好吧，就是那个玉梨，那个当年在爹爹用金条赁下的房子里当过房客交过租子，那个面孔轮廓已经模糊却有一副眉眼凸在记忆之外的舟山女人。他认识她的时候，她刚过门两年就守了新寡——同她姆妈一样。舟山人世代渔民，男人撑船横死浪头的事，比鹤棠家所在的鄞县要多得多。说句触霉头的话，舟山女人似乎个个在嫁人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守寡的准备，姆妈说她们哭是哭得凶，哭完就手脚麻利地找下家，没工夫犹豫的。鹤棠倒是没见过玉梨痛哭的样子，就连他那年上船跟她告别，她也只是垂下眼帘，用睫毛盖住他所有的猜想。话说回来，玉梨上哪里去找哭的理由呢？她跟鹤棠的那点猫腻最多只是土墙上若隐若现的淡影，抓不住也不必抓。鹤棠没敢说让她等两年的话——即便他说了她也不会等，乱世里最要紧的是头顶上有块过得去的屋檐，挡风挡雨挡炮弹，也挡住大大小小的誓言。
只是，为什么近来只要想到上海，第一个在太阳穴附近别别直跳的名字不是爹爹姆妈妹妹，竟然是玉梨呢？也许鹤棠觉得自己欠她一个说法。他没法告诉她，曾有人撺掇爹爹“讨个就近便宜”，收玉梨的寡母续弦，被爹爹一句“朋友之妻不可欺”利落地挡在门外。别转头，爹爹就教训鹤棠：“你也不要掉了魂。她们家的是非比你的岁数都大，谁招惹谁就没个好，懂不懂？但凡被我抓到什么不好看的，你就自己卷铺盖走人，我养不起你！”鹤棠晓得海员圈子里既重义气又顶顶讲迷信，也听姆妈念叨过爹爹为人好赌不好色，平生最恨被女人缠住手脚。他不敢违拗，胸口却被什么东西鼓胀起来，又悄悄地瘪下去。他不由伸手一碰，仿佛摸到了一块凹陷。
如今撑船撑久了，鹤棠才相信自己确实不如父亲。爹爹是那种天生的水手，桅杆上摔下来毫发无伤，而他明明做了那么多年加油工（偶尔也当几次“头脑”(4)），碰上大风大浪还是不习惯，还是会大口大口地吐出黄疸水——每每此时，桅杆摇晃、缆绳收缩的声音，老鼠窸窣的脚步声，舱里传出的打架和笑骂声，都会突然在耳边同时响了几倍，他就会觉得自己一定是快要聋了。爹爹不管上哪里的岸都能睡得香甜，他不行。在利物浦的水手公寓里，半夜里他总是被某种甚至比船舱里更剧烈的摇晃惊醒，非要到醒透了他才恨恨地发现，四下里沉静得出奇，而他的身体居然不能适应这样的安稳。以前上海八大头的房子从没有这样安静，木头门吱吱扭扭哼着小调，听起来就像是哪个有八分醉意的瘪三在纠缠弄堂口的小姑娘，一夜唱到天明。那么多年过去了，难道他身上的关节还是只能和着这种调子才能松弛下来吗？他怎么就没把父亲随遇而安的脾气继承下来呢？一年到头，在那些少得可怜的不用出海的日子里，爹爹多半黏在麻将桌边，玩累了站起来跟家里人搭搭话，常常劈头就是一句恼人的，自己倒放声大笑起来：“要不是你们这一张张嘴在这头等着，我当日上了花旗国的岸，哪里还会再下来？！”
爹爹这话倒不算夸张。鹤棠这一辈水手，同样有的是机会找准一处岸，便不再上船。鹤棠的同事换了一拨又一拨，那些跑了几趟船便动脑筋在利物浦或者旧金山扎根的宁波人，都好像有一条公用的流水线。勾搭（要不就托人介绍）一个当地的洋女人结婚就能混到定居身份——放心，这样的女人有的是，只要你不追究她在俱乐部里除了陪跳舞还陪男人做啥，她就不会盘问你在每月的工资里藏下多少私房钱，寄往遥远的上海或宁波，假装不知道你在那里还有一个老婆。鹤棠很清楚，这些水手在上船前大半都有过“好日”(5)。在家里的老人看来，赶在儿子出远门前讨一房媳妇，既能相帮做事，又好扯扯儿子的后腿，勾住他们的魂魄。他们想不到的是，大大小小的码头上有的是各色各样的女人，她们专门偷走你辛苦养大的儿子，替他生下一堆“夹种”，把他用性命换来的钱劫走一大半。上岸以后，这些水手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多半就是开家简陋的番薯炸鱼店讨生活。
鹤棠不喜欢从这种店里飘出来的香味。华人开的Fish & Chips都大把大把撒味精，所以据说生意比洋人开的好，反正鹤棠觉得简直不用深吸气，味精就直往鼻孔里钻。这些店一般开不过三年，生意时好时坏不说，主要是那些合伙的哥们，别管先前的交情有多铁，都会在三年里吵翻。鹤棠也不喜欢在俱乐部和酒吧里找女人，倒不是他觉得应该对得起自家老婆，而是那些女人的个头和酒量让他害怕。只要一个人在酒吧里坐下，就会有壮硕的女人朝他挥挥手里的空杯子，嘴里含糊不清地蹦出一个单词。鹤棠英文很差，但他知道她说的是某种威士忌的名字。有一回，他手里正好多出几便士，就抖抖索索地替她买了一杯，酒保刚送过去，他就借着上洗手间的当口溜走了。
香港算是个折中的落脚点吧，鹤棠一直这么想。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上海确实离自己越来越远。自从爹爹去世以后，妹妹再没追着他寄钱；他先前还会尽力争取跑途经上海的航线，哪怕去妹妹住的虹口明华坊打个照面也好，这两年连这个心思也懒得动了——那里的航线几乎都停了。间或传来的消息愈来愈可怕，搞得鹤棠老是梦见妹夫一家关进黑洞洞的屋子里写检查。海外关系？好像这个词儿是妙发告诉他的，妙发还安慰他：“我们这样的赤贫，划个成分什么的大概算不上资产阶级，这样的‘海外关系’不会让你阿妹吃多少苦头的，你只不要再多事就好。”
好吧，鹤棠不再多事，十年前他从上海接到香港的老婆孩子似乎也早就转世为人。他们的广东话已经听不大出口音，熟练到让他插不进嘴的地步。每回在海上漂得久了，他就扳着指头计算归期，可是一回到“骑楼”里，他又坐立不安地想上船。香港人住的房子本来就小，他一回去就是凭空多出来一个外省人的样子，连家里人走路说话都显得不自然。老婆渐渐没有耐心跟他解释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学堂里的表现，他只是依稀知道他们功课都不差，老大从念中学开始就说想去加拿大。鹤棠最不习惯的是，每个在骑楼醒来的日子都必须做一堆决定，是出门喝广东早茶还是在家里烧烧只有自己爱吃的咸泡饭，或者去哪个宁波同乡家攒一桌麻将。还是船上简单啊，他想。头上是天脚下是水，没旁的地方可去，也不会突然心里空下一大块，想想以后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