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章 明哲导师：指导、建议、 忠告、教导与打开机会之门（第10/14页）
在提到由克里奇发展的卓越的“良师教导系统”（mentoring system）之前，首先我要略述一些它高度有益和持久影响。例如，恰克·郝耐尔（Chuck Horner）将军——“沙漠风暴行动”中全程担任空中指挥官——谈及克里奇将军的“良师教导”对空军在“沙漠风暴行动”中杰出表现的影响力：“我要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在海湾战争中空战的成功，是克里奇将军的不朽贡献。克里奇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带给了我们如何去组织和领导的全新想法，在这之前与之后，我都在战术空军司令部，我可以告诉你他的想法所造成的改变——对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能力——如同黑夜和白天。他不辞辛劳地一遍又一遍教导我们，对我而言有三个要点：第一，在你组织方式上至关重要的是‘分权化’，以确保最大的弹性、反应和归属感；第二，从每个人那里获得的领导力和承诺的必不可少性；第三，每个人执行工作的品质的重要性。
“在战争结束后几天，我访问了我们的一个基地。联队长和我访问了那些表现亮丽、沐浴在成功光辉之中、追忆那些有贡献的事情的人。当我谈了很多关于所有的这些如何凑在一起的事情时，联队长转向我说：‘将军，您知道的，在克里奇将军为我们做了所有的一切后，我们是不会失败的。’我深有同感。美国人民给了我们充分和坚定的支持，而克里奇将军给了我们组织和训练，使得我们的成功变为可能。在这些事情上，我对他的感谢是永远不够的。”
请记下这句“他不辞辛劳地教导我们全体……”，的确，这是克里奇在担任战术空军司令部司令时，所推动的“良师教导系统”的核心。
在我和他的访谈中，关于“良师教导系统”，他把特殊的功劳给了教导过他的人中的一个：“在发展我自己的教导概念里，我想把功劳给予应得者。作为一个在空军服役了 35 年的军官，我在大约 25 个不同的上级麾下服役过。一些上级是杰出的，一些是平凡的，一些是差劲的领导者。当然，你也可以从差劲的领导者那里学习，基本上你在学习什么不要去做。这些上级中仅有 4 位超出正常范围的去提供一些特别的‘良师教导’——或许你比较喜欢用‘领导统御训练’这个名词——给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他们 4 位当中最好的是大卫·琼斯将军，我第一次为他工作时，他是驻欧洲美国空军总司令。
“在指挥官讨论会上，他不辞辛劳地对联队长们教导领导统御技术，提出自己这些年来的经验，他愿意花几天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我对他提供给我们的有关有效管理飞机维修的洞察力，留下了特别的印象。飞机维修一直是我们最大的挑战，琼斯在那方面有特别的了解，这要感谢他的主要良师李梅将军当年的远见，在大卫·琼斯担任他副官几年后，李梅派他去担任一个维修领导的工作，琼斯将军极为有效地把他辛苦获得的知识传授给了我们。后来，当我在驻欧美国空军总部担任他的作战情报处长时，他提供了许多一对一的指导，这对我帮助很大。在当时及以后的数年中，我在战术空军司令部使用那些例子作为基准以建立良师教导系统。
“战术空军司令部的良师教导系统有三个部分：甄选（selection）、良师教导（mentoring）及培育（grooming）。三者相辅相成，如有一环较弱将使整个制度无法发挥应有的功效。”
为什么恰克·郝耐尔称赞“良师教导系统”有如此高的效率？事实证明它是有效的。的确，这个系统已培养了大约 21 位四星上将，包括几位参谋长及一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这些“战术空军司令部的毕业生”——一些人如此称呼他们，在同时或不同时间，任职美国空军所有主要的司令部，也就是四星司令，包含战略空军司令、空军培训和训练司令（AETC）和空军装备部司令（AFMC）、空军机动司令（AMC），以及三个战术空军部队（TAF）——战术空军司令部，美国驻欧洲空军（USAFE）和太平洋空军（PACAF），这些司令几乎占整个美国空军人力的 22%。但也不要误解，的确战术空军司令部是一个庞大而且遍及各地的组织，包含 105 个工作站、18 万名人员、4500 架飞机（是美国民航机总数的两倍多）。
根据郝耐尔将军一再谈及的比尔·克里奇的教导，“在你组织方式上至关重要的是‘分权化’，以确保最大的弹性、反应和归属感”。这正是克里奇在战术空军司令部担任司令时所做的。他大规模的组织再造不只是大大的成功，且在生产力方面产生了 80% 的改进，从延长服役期限到作战能力都有大幅的改进，但这与空军曾一直采用的麦克纳马拉多年来强调的中央集权化的管理方式相抵触。大卫·琼斯将军再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
比尔·克里奇这样解释：“虽然琼斯将军升到战略空军司令部，但与我一样，他被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方式所困扰。在 1978 年 5 月 1 日，当我被选去指挥战术空军司令部时，我告诉他，我将放弃以往的中央集权方式并且重新开始。他的回答是：‘去做吧！’之后，在他担任空军参谋长和联席会议主席的 8 年时光中，当华盛顿的官僚看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吓呆了，并想要大力干涉我时，琼斯为我提供了一个高层保护罩。但琼斯的典型方式是，让我单独去和大多数的挑战作战，实在有太多的战斗了。他以前的良师教导提供了我所需要的所有的武器和防护。”
同理，在转换的过程中，有教育意义的片段可从沃尔特·J. 博伊恩（Walter J. Boyne）所著的《在狂热的天空之外：美国空军 1947—1997 年的历史》（Beyond the Wild Blue: A History of the U.S. Air Force 1947—1997）中一见端倪。其出版日期正巧遇上空军独立 50 周年纪念（不久之后以这本书为基础，在电视上的历史频道有个 4 小时的迷你剧）。博伊思在华盛顿服务多年，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任馆长一职，写了 15 本有关航空的书籍。
博伊思说明了他的研究透露了些什么：“一个人只看到庞大冰冷的官僚制度充斥世界，就会了解要去逆转这个呆板的行为和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的控制是多么的难。很不寻常的是某个转变发生了……通常我们可以指出某一个人主导了这个方向的改变。空军的改变也是这样。经过深度访谈出现在这些过程中的四星将军们的确认……他们都能坦承、直接地谈论他们在空军中的生涯及评估其他人的贡献。每一个人相当自主地且通常在不同背景下指出，空军管理方式的转变，让空军效能、效率和生活品质得到提升，应归功于一人：那就是比尔·克里奇。琼斯和李梅将军的贡献是属于同一级的，是在他长期空军经验中最具影响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