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第12/14页）

意大利在1943年9月投降之后，在德国占领区境内的所有意大利军人都被迫选择到萨罗为墨索里尼残余分子组成的共和国效忠，或被监禁，参与劳动；后者被称为“巴多格里奥的意大利人”。

另一栋被毁的建筑前聚集了一群人，正在围观一位年纪大约16岁的年轻女孩。她站在一堆碎砖上，逐一捡起砖头，仔细擦拭，然后再扔掉。据说她全家都死了，被埋在了废墟下面，所以她发疯了。这一区看起来真的很恐怖，有些地方甚至连街道都不见了，让我们不知身在何处。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劳赫街的办公室。

办公室居然没被毁，真是奇迹！我在楼下碰到一位人事室的长官，便对他说我有一位年长的父亲，我现在有机会带他下乡。起先他并不乐意，后来听说我们是“轰炸灾民”——现在这个身份是救命的护身符！——他才准假。我向他保证司里一有需要，我便会尽快赶回来，然后给了他塔蒂阿娜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赶快趁着他改变主意之前开溜。

罗玛莉和我在格斯多夫家喝了一点热汤后，继续在城里沿户搜寻失去联络的朋友。

过去这几天，数不清的粉笔留言不断出现在被炸毁房舍的焦黑墙上：“最亲爱的B先生，你在哪里？我到处寻你不得，请来和我同住，我有空房。”或“躲在这间地窖里的人全部得救了！”或“我的小天使，你在哪里？我担心极了。你的弗里茨。”等等。许多人返家后看见这些留言，也用粉笔在每段话底下答复。我们就靠着这些留言找到好几位朋友。等走到被炸毁的那栋办公室前面，我们也在瓦砾堆里捡了几块粉笔，在大门旁边的石柱上写下一行大字：“蜜丝和罗玛莉没事，住在波茨坦俾（斯麦）府”。大老板看到了想必会很不高兴，但我们众多的男性朋友向来喜欢整天打电话，而且可能还会亲自来这里找我们。

这时西班牙大使馆的莫亚诺突然驾车出现，告诉我，他们的大使和许多西班牙人第一天晚上都在伊甸旅馆里吃晚餐，幸好玛莉亚·皮拉尔·奥亚尔萨瓦尔和她丈夫来不及赶回家，因为他们家塌了，所有躲在地窖里的人，包括他们的佣人，全死了。另外一位西班牙外交官费德里科·迭斯待在家里，结果他家跟附近所有房子一样，开始着火，街上挤满了人。他便找出家藏的陈年白兰地，传递着请大家喝。

下午4点左右，我回到艾伯特家等待后续发展。那栋房子简直像座冰库，因为玻璃屋顶及玻璃窗全被震碎，所有的门铰链也都断了，我们穿着外套坐在厨房里直发抖。艾伯特家另外一位来自格鲁吉亚也准备跟我们一起去马林巴德的朋友，安德罗尼科夫公爵，则裹着数条围巾，头戴一顶压得低低的帽子，坐在客厅里弹了一下午钢琴，弹得极美。第一次空袭后，那可怜的家伙带着所有家当逃离正在燃烧中的旅馆，投奔伊甸旅馆，弄到一个房间。可是第二天晚上伊甸旅馆也被炸毁了，现在他的全部财产只剩下身上穿的那套衣服；失去的东西中包括四双全新的皮鞋，令他特别心痛！

等待之际，阿加·菲尔斯滕贝格突然冲进来搂住我的脖子尖叫道：“蜜丝，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她在第一次空袭过后回家，发现她和迪基·弗雷德合住的那栋房子只剩下一堆瓦砾。直到第二天，她一直以为自己一无所有，失去一切；后来她碰到让—乔治·霍约斯，后者说替她抢救了一些东西，所以现在她非常开心。

阿加才刚离开，女演员詹妮·尤戈便驾车出现。先拥抱我，然后宣布迪基·弗雷德已搬去她在克莱道夫的房子里，她只是来帮她拿一点东西。就这样，我们逐渐得知朋友们的下落，但消息还是传得很慢，而且有时候很吓人。

第一次空袭后，父亲曾经出门企图寻找一家俄国朋友德费尔登夫妇。他们的房子倒塌，先生在地窖里被救了出来，还活着；可是几个小时之后才把他太太挖出来，头已经不见了。那可怜的女人一直极畏惧空袭，每次都坚持抱一大本《圣经》下地窖。虽然我的胆子也愈变愈小，不过我一直觉得我不会遭到那样的下场。

经过数小时的等待，瑞典人终于通知我们必须再延后24小时才能启程。

父亲先回波茨坦过夜，我转到格斯多夫家去喝茶，却发现网球冠军戈特弗里德·冯·克拉姆也在那里。他刚从瑞典回来，看见柏林城内的惨状，几度落泪。接着年长的乌克斯库尔男爵穿着他门房的大衣，驾着一辆军车来到。他在他们家屋顶上救火直到黎明，终于不得不放弃。他的公寓在顶楼，本来有许多极好的藏书，却一样东西都来不及抢救。那栋建筑里还有一个女人被烧死了。结果我错过了路格·埃森的车，得自己搭火车回波茨坦，幸好乌克斯库尔男爵送我一程，让我在夏洛滕堡车站下车，路上竟面不改色地问我，要不要下星期日卡拉扬演奏会的入场券。俾斯麦夫妇看到我回家似乎并不惊讶。

晚上又传空袭警报，但并不严重。

11月27日，星期六

一早，罗玛莉·舍恩贝格、父亲、戈特弗里德·克拉姆（他也来波茨坦住）和我再一次挤进路格·埃森的车里。埃森即将返回瑞典。

城内各区房舍的后院大火仍在燃烧，显然无法扑灭，烧的全是最近才送来柏林的冬季存煤！我们经常停在火旁暖手，因为现在屋内总是比屋外冷。

接近中午时，我带着每天从波茨坦买来、不可或缺的白面包去格斯多夫家，却发现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在那里。我们照例喝了热汤。虽然冷，又有过堂风，但格斯多夫家仍是城内唯一能让人稍微轻松一点的地方。

“午餐”吃到一半，罗玛莉及托尼·绍尔马走进来。那可怜的家伙吓坏了；前一天，他载办公室的属下去紧急撤退的小村庄，结果他的驾驶员在当天晚上的空袭中死了（我竟然在日记里说“不太严重”），他自己则被活埋在他家（房子倒塌）的地窖里，直到隔天早晨才爬出来。不过他立刻宣布——这年头非常典型的插曲——他刚买了100粒生蚝，罗玛莉和我马上跳进他车里，去他公寓拿。

我们经过自从密集轰炸开始后我一直没去过的维滕贝格广场，偌大的广场上堆满了烧焦的电车及巴士残骸——这里原是极重要的交通枢纽。炸弹到处掉，甚至落在地下车站上方；那家大百货公司K.D.W.，如今只剩下一副空壳子。路上我们还获见骑自行车的西格丽德·格尔茨，我向她道贺，因为她家是少数仍屹立不摇的房子之一，但她表示一枚燃烧弹击中她在顶楼的卧室，烧毁了她所有的衣服。她已搬到朋友在格林瓦尔德的家中——我还记得她有几件好漂亮的毛皮大衣！稍后我们被一位救火员拦下，要求我们载一位带着许多包袱的女士去夏洛滕堡车站。我们照做，因此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抵达托尼的公寓。我们当场就吃了不少生蚝，用白兰地冲下肚去。以前我从不知道生蚝这么难打开，手被划破好几道伤口。剩下的我们带回去给玛莉亚，还带了些葡萄酒，开了一场流水席。很多人陆续来到，盛宴一直持续到深夜，许多人的拇指都划破了，原来没人是开蚝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