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第6/19页）

维也纳歌剧院于1869年在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御前，以莫扎特的歌剧《唐璜》揭幕启用。巧的是，该院被炸毁前演出的最后一出歌剧，竟是瓦格纳的《诸神的黄昏》。歌剧院被炸毁，连带焚毁总计120出歌剧的场景，及大约16万套的戏服。战后奥地利人生活虽十分艰苦，然而歌剧院的重建却一直被全国上下视为当急要务。歌剧院终于在1955年11月重新启用，不啻象征了“文明奥地利”的重生。

3月14日，星期三

今天又得步行去医院上班；现在往返得花四个钟头！我非想办法搭便车不可，不过现在马路上到处堆满破砖瓦砾，没有车辆能够通行，每个人都是步行。

3月15日，星期四

医院放我两天假，然后我将换工作，转到“部队顾问服务及福利”单位。我还不太清楚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可能包括与本地空军管区通信讨论院内伤患升级及授奖事宜，同时替他们的私人问题提供顾问服务。这份工作必须和三教九流的人接触，院长似乎认为我擅长此道。不幸我还得处理所有与死亡有关的事情，自从隧道掩蔽壕被炸的悲剧发生后，我们和许多死者的亲属会谈过。今天有一位死者的未婚妻来见我，所有血淋淋的细节她都想知道。

3月16日，星期五

今天早上又有空袭。我穿越歌剧院广场走到萨赫旅馆，因为听说他们的地窖比布里斯托尔的安全。塔克西斯兄弟和海因茨·廷蒂也和我一块儿去，结果在里面待了四个小时，幸好一切平安，不过每个人似乎都比以前更紧张。警报解除后，尽管听别人说火车已停驶，乔丝·罗森菲尔德仍直接去车站（她们家在林兹附近有产业）。她变得歇斯底里，连在维也纳多待一晚都不愿意。她留了些蛋给我。

3月17日，星期六

今天，西塔·弗雷德和我又在萨赫旅馆的地窖内待了几个钟头。那个地窖看起来的确很牢固，不过炸弹到底会从哪个角度炸过来，谁也无法预料。

猛烈轰炸开始后，家人不断捎来家书，语气都急疯了，我却无法回信，因为维也纳对外邮件服务已中断。

3月18日，星期日

和汉西·奥普斯多夫一起上教堂，然后去探望仍卧病在床的西西·维尔切克。歌剧院被炸毁的那天，她叔叔卡里写了一封信给我，日期注明为“维也纳有史以来最悲惨的一日”。可怜，他伤心透了；西西的父亲也一样。弗朗茨·塔克西斯告诉我，维也纳对他们那一代的重要性就像卧室对我们：每个角落都“属于”他们，每一块石头他们都一清二楚……

和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及另一位波兰难民，塞巴斯蒂安·卢博米尔斯基王子在布里斯托尔吃午餐。波托茨基母子一直拖延离城的日子，终于在三天前离开。看不见他们感觉好怪；我们这群人已经变得如同一家人，每个人离开都会留下一片空虚感。餐后到对街加布里埃尔的旅馆内喝咖啡。她刚买了几顶新帽子——这是现在唯一不需用配给券购买的衣饰类。由于她持有利希滕施泰因家族的护照（她是执政王子的表妹），现在随时都可以乘汽车离城。

3月19日，星期一

又过了仿佛噩梦的一天。

这次敌机在医院内进行地毯式轰炸；当时我们躲在上次悲剧发生的隧道内。自从上次事件发生后，院方从医院接了一条直通电话线到隧道内，传达在屋顶上守望人瞭望的结果。今天有三枚炸弹击中隧道；西塔·弗雷德大叫道：“蹲下！”——因为我比大部分的人都高，她怕我首当其冲，承受空气压缩力。起先病患惊惶失措，仿佛牛群般尖叫乱窜，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平静下来。虽然每次爆炸都会震倒一批人，不过并没有人受伤，隧道也没有坍塌。另外七枚炸弹落在医院内，一枚炸中手术室，贯穿三层楼后才停下来，然后就在地下室掩蔽壕正上方爆炸，所有的窗子都被震碎了。

一架美国飞机坠落在附近的土耳其公园内，院方派了几名职员去把机上组员抬回来；他们只找到四个人，另一个人不见了。

我们奉命清除善后，在成堆破碎玻璃和瓦砾之间蹒跚踯躅。我将接替其职位的那个女孩歇斯底里发作：她在路上遇到空袭，不得不躲进一间小屋内。我先让她回家，然后继续捡拾炸烂的家具和窗棂。

快到六点时，我决定回家。走到一半，有人从楼上朝街心扔下来一扇破窗框，把我的手划破了一个大口子。结果一辆军用汽车停下来，把我送到维尔切克家；我本来想找西西，但她出去了，结果她父亲用一条毛巾包住我的手，让我撑回布里斯托尔旅馆，由萨佩哈夫妇接手照顾我。他们说我的伤口触目惊心。

现在日子变得很难捱，因为城里已停水几个星期。旅馆如何继续供应三餐，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也没人敢喝茶或咖啡。夜晚也没灯，西西送给我的圣诞蜡烛也都快用光了。晚上，我经常摸黑坐在房间里练习手风琴。

3月20日，星期二

街上覆满一层碎玻璃。现在我都搭便车去医院。虽然不容易搭到车，不过我眼明脚快，连续两次拦下同一辆军用汽车，后来那位驾驶答应以后会注意找我，因为他每天都会经过我走的路线。彼得·哈比希也答应把他新弄到的自行车借给我，因为他白天并不需要用车。有了单车我就可以独立了。

再度发生空袭，但未造成灾情。

3月21日，星期三

今天的空袭持续了五个小时，但未造成损害。敌机从意大利飞来，一直飞往柏林——挺大的成就！

居然接到乔吉寄来的一封信。他仍在巴黎，在一家新闻社工作，同时继续在科技学校念书。他建议全家人“守在一起”；俄国人会说这是“隔岸救火”的建议。此刻塔蒂阿娜和保罗·梅特涅在北方；父母住在柯尼希斯瓦特；我被困在维也纳城内！……不过乔吉当然是好意啦！

3月24日，星期六

每天晚上我都和塞巴斯蒂安·卢博米尔斯基走到地下室，用大果酱瓶装满水回房间；虽然旅馆每天会在房客的盥洗池里放一小杯水，不过因为空气里满是烟尘，很容易口渴。最近我都趁着空袭期间在医院里洗澡，不过现在这么做已变得太危险，我不敢了；况且就连医院里都缺水。所有战俘，包括那批飞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只要还能走动，都被派去附近蓄水池提水。虽然大家都知道池里的水污染严重，仍照用不误，甚至用来煮饭。卫生标准每况愈下，护士亦开始接种霍乱疫苗，因为布达佩斯已经开始流行传染病了。不过我们都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时间多想或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