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战略与战略计谋(第12/24页)
一支军队将作战线设在本国境内时,它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因素,各种人力和物力资源;当它在异国境内作战时,它很难找到支持的力量,而敌军则可利用一切资源来对付它。
我已经说过,自然环境对作战线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线经过一个物产丰富、工业发达的地区,总要比经过一个贫瘠地区更有利。在物产丰富、工业发达的地区,入侵的军队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获得资源的,而在那种贫瘠的地区,入侵的军队所需要的大量物资都需要自己携带,这就增加了作战的难度和补给的压力,军队的处境也会更加危险。习惯于富饶的施瓦本和伦巴第的法军,就在1806年险些葬身于普乌尔图斯克[20],几年后覆没于立陶宛的森林沼泽地带。
有一条规律受到很多作者的重视,它可以用以下一句话来表述:“可保障作战行动安全的唯一条件是,把敌人逐出一个半圆外,这个半圆的中心即最中心的目标,半圆的半径等于作战线的长度。”这看起来像个几何公式,看似可靠,实际上却是在空想。这条规律受到如此热烈的支持,却一再被军事事件推翻。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人民的意志,军队的士气,领导者的能力和精力,是能用一个半圆概括的吗?如果过分迷信这条神乎其神的规律,那么就意味着军队在敌国境内只能一动不动。我鄙视这条规律还在于,没有一次战争证明了虚构的数学规律可以用于战争。1800年,菲森、萨尔尼茨和蒂罗尔都还属于奥地利,但莫罗不也到达维也纳城下了吗?梅拉斯占领都灵、热那亚、滕达山口时,拿破仑不也在皮亚琴察吗?更别说尤金亲王援助都灵时,又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几何图形呢?
我想我所举的事例足以证明,在拿破仑和腓特烈大帝,乃至苏沃洛夫、马塞纳面前,任何圆规都会自惭形秽的。请注意,我并不是在贬低那些能精通这些计算的军官们的功绩。我对他们深怀敬意,因为他们对于构筑和攻击要塞和营垒,以及绘制平面图、制图,他们的科学运算都是有用的。但是,说实话,这一切对于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帮助不大。即使厄克里德斯[21]的门生,为了赢得胜利,也不得不丢掉几何学去作战。
按照几何规律作战,就可能意味着为最伟大的统帅套上枷锁,从这一方面来说,我将永远反对这种理论,也将反对一切无知的辩解。
四、对内线的评论和反对者的意见
那些批评我的人,他们的言论很少一致,有的只对几个词句的定义表示反对,有的竟指责他们一知半解的观点。此外,还有人利用某些事件来反驳我的基本原则,但他们却没有考虑到当时的条件,这些条件恰恰决定可采用什么原则作战。他们也没有想到,即使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是正确的,但是也有偶然的意外。无论如何,他们都无法推翻根据历史经验归纳出来的、科学的规则。
有人引用联军在莱比锡获胜的机动,来反对我的内线作战原理。表面上看,这次著名的战役足以动摇人们对基本原理的信念。但是,只列举一个在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战例来反对一个已被无数次战役证明了的原理,显然是得不到与此原理相违背的结论的。而且,我还可以证明,这一事实非但不能作为他们的论据,反而能为我所用。这些批评我的人可能忘了,我早就说过,兵力具有绝对优势时,最适宜采取双重作战线,特别是沿向心方向行动,军队能在决定性时机,集中兵力对敌人实施联合突击。施瓦岑贝格亲王[22]、布吕歇尔、絮埃德亲王和贝尼格森的军队在这次行动中,皆是处于优势。较弱的一方军队,按照我所归纳出的原则,他们应该攻击敌军的一翼,而不是敌军中央。可见,那些反对者的论据恰好证明我归纳的原则是正确的。
与其说拿破仑在德累斯顿和奥得河所占领的中心位置是他所遭遇的灾难的根源,不如说库尔姆、卡茨巴赫、登涅维茨的失败,是拿破仑失利的根源,这些战役的失利则完全是由于法军采用了错误的作战体系所造成的。我一贯主张,要用大部分兵力进攻决定性点,对于次要的点,则应该凭借坚固的人工工事和天然障碍进行防守。只有决战结束或者敌人主力遭到重创,才可以将兵力指向其他点上。
如果拿破仑在德累斯顿取得胜利后,能追击敌人,他就有可能避免库尔姆战役的失败,甚至有可能威胁布拉格,突破联军的防线,但是,他并未追击退却的联军。而且,他居然未能亲自率领主力在决战中作战。在卡茨巴赫战役中,他的部将麦克唐纳[23]本该执行命令——待布吕歇尔的运动为法军造成有利机会时才发起进攻,但是麦克唐纳的行动却与此相反。
假使麦克唐纳能坚决执行拿破仑的任务,而拿破仑又能充分地利用在德累斯顿的战果,那么拿破仑的计划一定会取得辉煌胜利,因为他的行动计划的基础就是内战略线和内战略阵地,以及采用双向心的作战线。至于战果的规模,可以对他在1796年和1814年对意大利和法国的作战稍加研究,就可以得知。
为了证明那些批评者对中央作战线的评价是多么不正确,我还要对拿破仑在萨克森作战的遭遇进行一些补充。当时,他的作战正面的右翼和后方,都因波希米亚边境的地理环境而被敌人包抄。这时,他也处于中央位置——一个糟糕到极点的中央位置,以至于无法与我们所说的常规意义上的中央位置相提并论。拿破仑在意大利、波兰、普鲁士、法国境内采用此作战体系时,是绝对不会容忍自己的翼侧和后方受到敌人的突击的。此外,我们在判断一个作战体系是否正确时,都是以交战双方的利弊条件相当一样为前提,而莱比锡战役中,不论是地理位置上,还是双方部队的情况,都不均等。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那些批评我的人是多么轻率。
既然已经为我认为是无比正确的原理辩护了,那么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回答那些作家对我提出的一些异议。
巴伐利亚上校克西兰德,在自己的战略教程中,往往错误地解释我认为是基础的原理。他曾说我费尽心机地拼凑出来一套离心体系,然后又回到了向心体系。我认为他的指责是毫无逻辑的。我从来不曾绝对主张一种向心作战体系,或是离心作战体系。我的所有著作都是为了证明,战略原理是永远不变的,想要取胜就必须正确运用这些基本原理。不论离心或向心作战体系多好或多坏,完全取决于作战双方所处的情况。当主力在中央位置,可以沿分散方向行动,分割并歼灭两支采取外线作战的敌军时,采取离心作战体系是有利的。1767年,腓特烈大帝在罗斯巴赫和莱顿就是采用了这种机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拿破仑所有的作战几乎都是采用这种作战体系,他喜欢机动,喜欢精确计算行程,把主力集中在中央位置,在突破或迂回敌人的战略正面后,采用离心作战体系,分兵追击敌人。这种机动的目的在于,分割被击溃的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