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九二五－一九三一年（第12/13页）

因此，事情很显然，希特勒在最后努力夺取政权的时候，已经得到相当大的一部分德国企业界的大量经济支持。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前的最后三年之中，银行家和企业家们到底向纳粹党捐助了多少款项，这一点从来没有弄清楚过。丰克说，可能不超过「一二百万马克」。蒂森估计一年有二百万；他说他本人就给过一百万马克。但是从这些日子里党的手头总是不乏大笔款项来看（尽管戈培尔抱怨钱一直不够花），企业界的捐赠总数肯定要比上述这些估计多好几倍。这些捐赠对于这些政治上幼稚无知的企业家究竟有些什么好处，本书以后邵将谈到。这些人中间，当时最热心的一个，也就是后来感到幻灭最剧烈的一个，是沙赫特博士，他于一九三○年因为反对扬格计划而辞去了国家银行总裁一职，同年遇见了戈林，一九三一年会见了希特勒，此后两年就贡献了全部能力来使元首接近他的银行界和工业界伪朋友，更进一步靠近总理职位这个大目标。到一九三二年，这个对于第三帝国的建立和它的初期成就所起的作用后来证明是无限之大的经济奇才写信给希特勒说：「目前的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只会导致您担任总理，关于这一点，我毫无疑问——您的运动有着一种非常有力的内在真理和必要性，因此您不久必将获得胜利——不论我将来由于工作关系身在何处，即使有朝一日您可能发现我被囚炮台，但是您可以永远把我当作您的忠诚拥护者。」写着这些话的两封信中有一封结尾时用的是「向您高呼『万岁』」。

纳粹运动「非常有力的真理」之一，希特勒是从来不保守秘密的：一旦党控制了德国，它将扼杀德国人的个人自由，包括沙赫特博士和他的企业界朋友的个人自由在内。这个态度温文尔雅的国家银行总裁（在希特勒上台后他再度出任此职）和他在工业界和金融界的朋友过了好久才觉悟到这一点。这部历史正如所有历史一样，自始至终充满了命运的意外播弄，因此过不了很长时候，沙赫特博士就以事实证明，他自己不仅是关于希特勒担任总理一事的先知，而且也是元首把他监禁起来一事的先知——不过不是在炮台中，而是在集中营中，这只有更糟糕；同时他也不是作为希特勒的「忠诚拥护者」（在这一点上他没有说对），而是以相反的身份。

到一九三一年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在党内已经纠集了一批狂热的不择手段的人，他们将协助他最后取得政权而且（除了一个例外）将在第三帝国存在的期间在他身旁协助他维持政权，虽然其中另一个他最最亲近的，也许是最最能干和残忍的，并没有能活过纳粹政府的第二年。在这个时期里，有五个人的地位超过其余徒众。这五个人是施特拉塞、罗姆、戈林、戈培尔和弗立克。戈林是在共产党协助右翼政党在国会通过了一项政治大赦令后，在一九二七年年底回到德国的。自从一九二三年政变以来，他的大部分流亡生活是在瑞典度过的。他在瑞典的兰格勃罗疗养院戒掉了吸毒的恶习，病愈后在一家瑞典飞机制造公司供职，这个勇敢而英俊的世界大战英雄这时身体已经发胖，但是仍旧精力旺盛，生气勃勃。他在柏林巴登大街租了一套小而精致的单身汉么寓（他所眷爱的患有癫痫症的妻子这时又患上了肺结核，留在瑞典养病），一方面担任一些飞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的顾问，一方面建立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范围很广，从前黑森王太子菲利普亲王（他娶了意大利国王的女儿玛法尔达公主为妻）到弗里茨·蒂森和其他企业界巨头为止，其中还包括一些陆军高级军官。

这些关系正是希特勒所缺少的和需要的关系，因此戈林不久就积极介绍纳粹党领袖同他的朋友相识。在上层阶级的圈子中法除一些褐衫党徒所发出的恶臭。一九二八年，希特勒选戈林为在国会内代表纳粹党的十二名议员之一，在一九三二年纳粹党成为第一大党时，戈林也就成了国会议长。正是在国会议长官邸中，举行了许多次会谈，策划了许多次阴谋，最后终于导致纳粹党的最后胜利；也正是在这里——稍许说得远一些——策划了一个计划，使得希特勒在当了总理后能够长久坐稳江山，这个计划就是纵火焚毁国会。

恩斯特·罗姆在一九二五年与希特勒闹翻后不久就去参加玻利维亚军队，当了一名中校。到一九三○年年底时，希特勒请他回来，重新担任冲锋队的领导工作，当时冲锋队已不大听话了。冲锋队员，甚至一些队长，显然相信纳粹党将用暴力来进行革命，因此越来越经常地在街头闹事，同政治敌人捣乱，甚至暗杀他们。每次选举，不论是全国选举，还是邦选举或市选举，没有不发生街头殴斗惨剧的。

这里必须顺便提起一桩这样的殴斗事件，因为它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最伟大的烈士。柏林冲锋队有一个名叫霍尔斯特·威塞尔的小队长，他是一个新教牧师的儿子，弃家逃学出走后，在贫民窟中同一个以前的妓女同居，一生为纳粹主义当打手。许多反纳粹分子总是认为这个青年是靠拉皮条为生的，虽然这种说法不免有点夸张。不过他肯定是同乌龟和妓女厮混的人。他在一九三○年二月间被一些共产党人所暗害，要不是因为他写了一首歌的曲子和歌词，他也会像街头殴斗中双方都有牺牲的好几百人一样，就此默默无闻。这首歌叫《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在他死后马上就成了纳粹党歌，后来成了第三帝国除了《德意志高于一切》以外的第二国歌。霍尔斯特·威塞尔本人则由于戈培尔博士的巧妙宣传，成了纳粹运动的伟大神话英雄之一，被捧为一个为了事业献出生命的纯粹理想主义者。

在罗姆接管冲锋队时，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无疑是纳粹党内第二号人物。他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一个办事能干的组织家，担任了党内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政治组织的首脑，这个职务使他在邦和地方党的领袖中间有很大的势力，因为他们的工作都要受他的监督。他有着巴伐利亚人的随和的脾气，除了希特勒以外，他是党内最受爱戴的领袖，而与希特勒不同的是，他得到大多数政敌的个人信任，甚至喜爱。当时在党内外有不少人认为施特拉塞很可能代替这个奥地利来的脾气乖戾、性格捉摸不定的领袖。在国防军和总统府中，这种看法特别强烈。

至于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兄弟奥托，这时已经失势了。他不幸当真相信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块招牌中「社会主义」和甚至「工人」这两个字眼，曾经支持社会党工会所主持的几次罢工，而且要求纳粹党公开主张工业国有化。在希特勒看来，这当然是异端邪说，他指责奥托·施特拉塞犯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