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穿过深不见底的泥泞（第6/7页）

我们穿过泥泞和冻得硬邦邦的草原继续向西。频繁的大雨和刺骨的寒风把我们冻得够呛。一路上，我们给两匹马喂水喂料，可它们不仅不感谢我们，还总是发脾气。它们经常会停步不前，静静地站着，我们没有丝毫办法能哄骗它们继续前进。甚至我们用奥托冲锋枪里仅剩的几发子弹开了几枪吓唬它们，它们也不为所动。它们清楚地知道开枪的是谁—是我们，而不是敌人。我们友善地拍拍它们的头，可它们却毫不领情，甚至想咬我们。它们对我们的善意毫无反应，真是两个好斗的小坏蛋，我们估计它们以前曾受过严厉的对待。每当我狠狠地骂它时，我那匹马总是用它淡黄色的眼睛盯着我，我总觉得它在笑。

直到我们找了些旧毯子盖在它们瘦骨嶙峋的脊柱骨上后，它们才变得容易相处了些，允许我们骑着它们往前走了一段—但很快，它们再次决定停下，又玩起了停步不前的老把戏。我们完全由着这两个长着粗毛的小混蛋的性子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感激它们驮着我们走了好几天（尽管我时常会想起我那倒了大霉的屁股）。

在远离因古尔，靠近叶拉涅茨的某处，我们骑马的日子结束了。一天，我们在附近寻找可供住宿的房屋，两匹马被拴在树上，它们忽然就消失不见了。由于没有绳索被暴力扯断的迹象，所以我们清楚地知道，它们被偷走了，连同盖在它们身上的毛毯，被其他士兵盗走了。

此刻是三月中旬，正是泥泞最猖獗的季节。此时，我们再次加入到后撤的德军大潮中。我们只在敌人追赶得太过靠近时才实施抵抗。上级总想把这些士气低落的士兵组成作战部队，但随着短暂的抵抗的结束，拼凑起来的部队也随即自行解散。

一天，我们到达了一个补给仓库。我们往口袋里塞满了巧克力、香烟以及其他的东西。就在我们大口吞咽着厚厚的啤酒香肠时，几发迫击炮弹在附近炸开，仓库外的一名士兵叫了起来：“俄国佬来了！”像被电打了那样，所有人都跳起身，朝着仓库外跑去。一辆汽车上的一名下士已经推来了几桶柴油和汽油，随即点燃，汽油桶在他身后喷出了火柱。苏军士兵已经出现在仓库的另一端，我们奔跑着涌向汽车，想尽快逃离。车组人员大声咒骂着，试图推开一些人，但那些人像黑色的蚊子那样，紧紧地扒住汽车，为了争抢车上的空间，一些人打了起来。

我们只能紧紧地抓住车身侧面，把自己悬挂在车上，主要是为了能快些离开泥泞的道路。车上的一名士兵呼吁着：“没地方了，同志们！松手吧，否则我们就都走不了了！”一个该死的家伙随即用靴跟猛踩我们的手指，我们的手被踩破了。不得已，我们只得放手，跌落在泥泞中。许多人的遭遇与我们一样。

奥托愤怒不已：“这些家伙简直不是人，就是些畜生！只要自己能保住性命，他们绝对会见死不救！他们居然还有脸称我们‘同志’！‘容不下更多的同志了’！‘对不起，同志’！他们就是些只顾逃跑的家伙，妈的！我真想对着他们的鼻子狠狠来上几拳！这些混蛋懂不懂什么叫做同志？知不知道存在于前线的战友情？这些词从他们的嘴里吐出，那么轻而易举，可他们根本不懂这其中真正的含义！”奥托真的是怒火万丈，骂完后，他感觉好些了。他说的和我想的完全一样。

我们擦去身上大块的泥泞，沿着半履带车留在地上的车辙印向前走去。身后的俄国人正朝着那些躲避在房屋中的士兵开枪射击。

“又来了一辆半履带车，”奥托叫道：“我们必须搭上这辆车，否则就没办法了。”

这辆半履带车上同样挤满了士兵。我们跟着汽车奔跑着，朝司机挥着手。一位军士长伸出头来，朝司机打了个手势，半履带车以步行的速度慢慢行驶着。我们注意到，这位军士长肩章上的滚边和我们一样，也是金黄色[2]。对方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朝我和奥托伸出双手，问道：“你们是哪个连的？”

“第21装甲掷弹兵团第1连！”我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上车！我是第21团第8连的，”他回答道，随即把站在车门踏板上的一个士兵推到前挡泥板上，又把另一个士兵拉进驾驶室。我和奥托跳上踏板，握住了车门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在最后关头获救”吧。

谢天谢地的是，身后的苏军没有重武器，否则我们不可能如此轻松地逃脱。我们当中，只有几个人负了些轻伤，其中包括我：一发跳弹在我的膝下擦过。这只是个小小的擦伤，不会造成什么大问题—等到停车时，只要抹点药膏就行了。

尽管已经落后于其他车辆数个小时，但我们还是驶过了叶拉涅茨河上的桥梁。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另一支作战部队，他们当中的一些士兵是我们部队的人。一名颇具能力的军官曾试着发起一次反击，以挡住敌人的推进，结果，敌人被暂时击退了。在一座被重新夺回的村子里，我从一名苏军军官手上缴了支德制冲锋枪，还有几个弹匣。他的手上还戴着两只德国手表。

我们在村里发现了苏军士兵对他们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暴行。这些血腥的罪行涉及到妇女和儿童！我想到了第聂伯罗夫卡的卡佳以及她的祈祷—Woinakaput“战争赶快结束吧”！她和其他人经常会为此祷告。现在，要是她们自己的军队到达她所在的村子，她们都会被处死。对生活在德国人统治下的本国居民的仇恨变成了一种兽性—复仇之刺在他们的体内根深蒂固，他们根本不会停止杀戮，哪怕是对他们的自己人。可在传单里，他们却告诉我们这些敌人，要是我们投降的话，会得到很好的对待。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越来越靠近布格河。那是我们暂时的目的地。我们被告知，敌人将在那里被强大的德军部队所遏制。可是，到达布格河前，我们还要熬过极其危险的几天，由于进攻中的苏军部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我们的部队七零八落，分散在各个方向。雪上加霜的是，倾盆大雨使得道路上的泥泞越来越深，越来越厚，后撤，几乎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攀附在马拉大车的车架上，寒冷的东风将车上湿透了的雨布吹得鼓胀起来，就像船上的帆，在我们耳边劈啪作响。这是一幅悲惨的场景。

顽强而又耐寒的草原马拖着小小的大车，此刻，这是部队运输的唯一手段。我们筋疲力尽、饥饿如狼，终于到达了布格河上的收容站。我们的部队已经从沃兹涅先斯克调至河西岸的坎塔库什卡，那里也有一座收容站。到了那儿我们才发现，我们的大部分战友已经搭乘Ju-52运输机飞到了罗马尼亚的基希讷乌。奥托和我在军营里待了三天，总算把自己收拾得有了点人样，然后，作为最后赶到的失散人员，我们和其他一些人乘坐一架老旧、没有座位的Ju-52飞抵基希讷乌归队。尽管我以前曾在东普鲁士姆龙戈沃的滑翔机学校里飞行过，但这次却是我第一次乘坐发动机驱动的飞机。回想起来，我可以说，乘坐这架陈旧的“容克大婶”是一次愉快的飞行，至少是因为我们终于可以离开俄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