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伤在该死的胸口（第5/7页）
那天傍晚我与律师乔和银行家埃德小酌了几杯。和他们在一起我仿佛又回到大学时代，讲讲黄色笑话，借着酒劲讲几个故事，所以等我坐到电脑前，我想，如果看到那些死去的人的名字，我大概多少能找回真实的自己。
我坐在椅子上，点开一则坏消息。这个夜晚在我面前一分为二，乔和埃德的背影渐行渐远。
国防部今日公布，两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持久自由”[88]军事行动中牺牲。准下士希尔德·S.梅森，二十七岁，来自纽约州奥耐达；下士詹姆斯·R.沃克勒，二十一岁，来自阿拉斯加州费尔霍普。十月三日，两人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战斗中伤重不治。他们隶属于海军陆战队第二远征军（驻北卡罗来纳州勒琼基地）2师9团1营。
关于该团的更多背景信息，新闻媒体记者可联系海军陆战队第二远征军公共事务办公室，电话（910）4517200。
公告的日期是十月三日，已是一周半以前。我用谷歌搜索他的名字，搜出一系列最新的报道。“鲍德温县陆战队士兵在阿富汗阵亡。”“牺牲陆战队士兵的遗体回家。”一篇题为《回家过圣诞！》的旧报道很扎眼地位列其中。我点进去。
网页上出现了一张沃克勒的照片。他的双臂向天空张开，两个妹妹分别从两侧拥抱他。女孩们个子只到他的肩膀，照片看上去像是他出征那天拍的。下面是一段文字。
今天，我和妻子目送我们的儿子、我们的陆战队战士——詹姆斯·罗伯特·沃克勒，奔赴战场。尽管看着我们的儿子出发执行一项危险任务是件困难的事，我们为他和他的陆战队兄弟感到无比的骄傲。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和詹姆斯一同开车来到这里，他和他的陆战队兄弟都情绪高涨。他们的任务是消灭占据阿富汗南部要塞的敌军。尽管面临危险，他们对得到这一机会倍感兴奋。他们数月的刻苦训练就为了出征这一刻。
詹姆斯今年二十一岁，是费尔霍普高中二〇〇六年的毕业生。他去年赴伊拉克参战，在感恩节安全归来。和他一同出征阿富汗的，还有他在费尔霍普高中的同学约翰·科本下士和安德鲁·鲁索斯准下士，他们在伊拉克也曾并肩作战。
我们期待陆战队员圆满完成任务，在圣诞节安全归来。
——乔治，安娜，乔纳森，阿什利，劳伦·沃克勒
我点回先前的搜索结果。等待网页刷新时，我环顾房间。四壁间空空荡荡，一张单人床垫凄凉地躺在地板上。寂静。我回头看屏幕。搜索结果中还有视频。我点开一条Youtube视频链接。
屏幕上，人们在一栋学校大楼前蜿蜒排成一队——费尔霍普高中，我猜。看上去就像伊拉克人在首次选举中排队的画面，每个人都耐心而严肃。这是在为沃克勒守灵。整个社区都参与了悼念。我想我依稀看见博伊兰，身穿军营制服，但视频的图像太差，很难分辨。我合上了电脑。
公寓里没有酒，可我也不想出门。在这座城市我一个老兵也不认得。我不想和平民讲话。我躺倒在床垫上，一股撕心裂肺的情绪袭上心头——你或许可以称之为悲伤。我意识到为什么没人通知我沃克勒的死。我身在纽约。我已离开陆战队。我不再是陆战队员。
那个星期六，我和银行家埃德看了场纪录片。埃德的建议。那部影片是关于退伍老兵如何融入平民生活。四个主角身份各异，有国会候选人，也有颓废到只剩一副皮囊的流浪汉。其中一人是无限制格斗士但罹患创伤后压力症，他讲述了在海外的一次事故。他误向平民车辆开了枪，死的是个小女孩，和他的女儿一般大。
放映结束后，拍摄纪录片的夫妇起身回答了观众提问，随后来到一个小型接待席与观众交流。我走过去感谢他们拍了这部电影。我告诉他们片中关于回归平民生活的困难体现得还不够，但我尤其欣赏他们避免表明政治立场，否则会妨碍故事的讲述。我感觉自己是房间里唯一的老兵，因此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置评。假如我看到谁的头上晃动着“伊拉克自由行动”参战老兵的球帽——哪怕只是一顶，我他妈也会老实闭上嘴。
“非常震撼。”出门时，我对银行家埃德说。
他提到那个无差别格斗士讲述杀死小女孩的场景。
“是的，”我自信地说，感到在这个领域自己又有发言权，“知道吗，我在伊拉克见过很多受伤的孩子……”
那一刻我忽然语塞。喉咙紧得无法出声。这完全出乎预料。我想告诉他那个自杀式汽车炸弹的故事——那故事我已经讲得烂熟，有时不得不假装难过，以免显得铁石心肠，但此时我一个字也讲不出。我艰难地吐出三个字“对不起”，然后冲到楼上的洗手间。我找了个隔间痛哭，直到情绪稳定下来。
那件事令我惊讶，也令我羞愧。走出洗手间后，埃德和我对刚发生的事都只字不提。
回到住处，我点开国防部网站，浏览最新的伤亡名单——他们在我眼中抽象而空洞。于是我用谷歌搜索“陆战队9团1营”——沃克勒所在的营，然后阅读搜索到的文章，观看相关的Youtube视频。
有了互联网，你可以整天什么也不干，只是观看战争视频。枪战录像、炮击、炸弹袭击，应有尽有。有陆战队员解释沙漠里的酷热、沙漠里的严寒、向人开枪是什么感觉、杀死平民是什么感觉、中弹是什么感觉。
我坐在公寓里，听那些音频片段。关于自己心中的感觉，我找不到答案。面前只有需要准备的考试、待读的书、未写的论文。合同、流程、侵权、律师。多得让人发狂的工作在我脑海深处浮现。我把它们拽到眼前。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不再去想在阿富汗的陆战队员。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繁忙的日子里，时间失去了意义。
我在纽约大学交个朋友很不容易，第一学年我也没和谁约会过。最初我瞧不起那些同学，但当你独处足够长时间以后，你还是感到怅然若失。最终那个女孩找到了我。她对待法学院的态度也如同一个亢奋的酒鬼开车——她很早就察觉出我们俩的这一共同点。
一天她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一些你不会随便和人讲起的事，那种你只会告诉死党或心理医生的事。“我想我可以信任你，”她讲完自己受尽虐待的童年后对我说，“因为，你知道，你也得了创伤后压力症。”我没得创伤后压力症，但我猜她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在公众眼中这种病已成了退伍老兵诡异的代名词。不管怎样，我没有反驳她。
“你看，”她说，“我高个，金发。我能做女孩那些事。但最终我总得告诉别人。他们会想，这姑娘精神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