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伤在该死的胸口（第6/7页）

我点点头。那正是我当时的想法。

“我不想拿我的痛苦和你比，”她的话令我惊讶，“我的只是，没什么好说的，我肯定你的经历……”

“我没什么经历。”我说。

“好吧，我不是说我的经历和你的一样糟。”

其实她的经历比我的糟糕无数倍，但这话很难说出口。

一星期后我们上了床。当时我们俩都喝醉了，孤男寡女，再加上我告诉了她沃克勒的事——一方面我需要倾诉，另一方面也算对她袒露心声的回报。

在一起的前几个月里我们频繁做爱，我也经常跑步。快跑让人感觉舒畅，所有压抑已久的情绪都随着手臂的摆动、胸口的炽热以及逐渐沉重的脚步得到释放。在这种状态下你可以思考。你可以带着愤怒思考，也可以是悲伤，或是其他任何情绪，但它们不会将你撕碎。因为你正在做一件事，这件事剧烈到可以回应你心中的波澜。情绪需要某种物理性的出口。如果你幸运的话，物理性的部分能够完全占据上风。过去我参加无限制格斗时就是如此。你将自己累得筋疲力尽，只剩下疼痛和快感。当你处于那种状态，你无暇顾及其他任何事，所有细微的感觉都抛诸脑后。

在伊拉克那段时间，当我看到伤员被送进来，我会和莫茨中校一起去探望他们。莫茨这个不称职的混蛋，他对于“反叛乱”的粗暴理解致使多人受伤。很多伤员不关心自己，也不询问自己的伤势有多严重。他们会首先问及他们的弟兄，那些和他们出生入死的陆战队员，甚至是那些伤势较轻的。非常令人感动。不过当我看到那些士兵时，他们已经上了麻药。而且那些真正伤重的仍处于昏迷中。然而，在自杀炸弹袭击后，一些伊拉克人会在极度痛苦下挣扎扭个不停。即使睁着眼睛，他们也不能视物；即使耳膜没被炸穿，他们也无法听声。我可以肯定，如果他们能够思考的话，他们会想自己的儿子、女儿、父亲、母亲、朋友，但他们只是张大嘴尖叫。处于极度痛苦的人只是一头尖叫的野兽。

在那种境地你是不会感到快乐的。你可以尝试，但你不可能快乐。

“想想白蚁。”和那女孩分手两周后，我对银行家埃德说。我们在他纽约西村的公寓里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很有成年人的感觉。

“有个名叫刘易斯·托马斯的医学研究员，”我说，“托马斯有着类似诗人的头脑。”

“我相信这一特质对医生很有用。”银行家埃德说道。他是那种从不让你说完一整句话的人。

“托马斯说如果你把两只白蚁放在一块泥巴上，它们会把泥巴滚成一堆小球，然后把它们从一处搬到另一处。但它们的工作没有任何价值。”

“就像诗人。”他说。

“托马斯是诗人，”我说，“不是白蚁。”

他咧嘴大笑。所有问题在他看来都很可笑——当你找到合适的视角，大概确实如此。

“它们是微缩版的西西弗斯，”我说，“推着它们的小泥球。我相信对一只白蚁来说，这是个普遍而古老的存在性危机。”

“或许它们需要一只雌蚁。”这是银行家埃德对多数问题的解决方法，而这往往都不是个坏主意。

“它们需要更多的白蚁，”我说，“两只是不够的。如果它们有足够的脑细胞用于感知，它们会觉得失落，在浩瀚宇宙的中心被孤独感包围，诸如此类的感觉。无依无靠，只有泥土和彼此。两只是不够的。”

“所以呢？‘三人行’吗？”

“只是加几只白蚁是没用的。结果可能是几堆泥土，但它们的行为仍然毫无目的性。”

“对你来说，”银行家埃德说，“把小泥球推来推去或许就像是，白蚁世界的上网看毛片。”

“不，”我说，“除非你增加越来越多的白蚁，否则它们是不会兴奋的。最终你会达到临界值，达到足够数量的这些小混蛋能真正做些什么。白蚁兴奋起来时，它们开始工作。托马斯说它们干起活来像艺术家。一块土垒在另一块上，构成柱子、拱门。白蚁们从两侧修建，往中间合拢。完美无缺，托马斯说，严格对称。仿佛存在一张蓝图。或是一位建筑师。那些柱子朝着彼此生长、接触、构成屋子，然后白蚁们把屋子连在一起，形成蚁巢，一个家。”

“那就是海军陆战队。”银行家埃德说。

“二十万个为同一个目标努力的工人。二十万个为目标不惜生命的工人。”

“这使得平民的世界看上去就像——”

“一群孤独的小动物，把它们的泥球推来推去。”

银行家埃德笑了。“平民的世界，”他说，“还是公司法业界？”

“两者都是，”我说，“问题在于，在这两小群困惑无助的动物之间，我该选择加入谁，并且我如何才能让自己对他们自以为是的创造产生兴趣。”

“我早就说过，”他说，“你应该来做金融。”

那是上个秋天的事。此刻，在博伊兰的午夜电话吵醒我两星期后，他到了。他笨拙地走进中央车站，活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大块头男孩，穿着一套已经显小的二手旧西装。西装的胸口紧绷着，裤腿下露出一大截袜子，而他脸上天真无邪的笑容表明他对自己的局促外表浑然不觉。我见过博伊兰健壮的样子，那时他俨然一个魁梧的巨人。到我们派遣结束时，我见过他瘦削的样子，仿佛一具庞大的骨架。但我从没见过他这副疲态——腹部微凸，满脸赘肉。他在阿富汗当参谋，其后果一目了然。

“花二十五美元在一家旧货店买的。”他说，一面揪起衣领转了一圈，炫耀着他滑稽的新行头。

“你为什么穿西装？”我说。他的脸上现出一丝困惑。

“你说过要带我去耶鲁俱乐部。”

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自己的确说过这话。那已是三年前的事。人的记忆真是奇妙。

“你不会想去那儿的，”我说，“你也不会想去这附近的任何地方。”我摊开双臂对着中央车站：川流不息的旅客、大教堂般的瑰丽、天花板鎏金的星图，以及东侧楼梯顶层低调中彰显品位的苹果零售店。“中城区不是人待的地方。这儿只有十七美元一杯的酒和那些喝得起的混蛋。”

“你很快就是那种混蛋了，‘十六万先生’。”

“现在还不是，”我说，“何况今晚的酒是我买单——天啊，是我买单——咱们还是离开这鬼地方吧。”

我们乘六号线到阿斯特站，找到一家通宵营业的潜水吧[89]。只需五美元，就能买到一罐蓝带啤酒或是一杯他们自称的“美醇威士忌”。估计我俩喝到昏迷也花不到八十美元。我们进了门，坐在吧台前。我点了第一轮酒，博伊兰解开衬衫纽扣，松开领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