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Ⅰ 陈其美主谋杀宋谬说之流传（第6/11页）

以上《国报》所登有关刺宋案文字，看似言之凿凿，实则除了国民党因为不相信政府可以公正审理刺宋案而要求组织特别法庭，这点有可议之处，被攻击黄、陈者抓到一些把柄外，没有提出一条确凿证据，哪怕是一封书信或一件电报，来证明黄、陈杀害了宋教仁。在应宅搜获大量函电文件已经公布的情况下，《国报》丝毫没有正面回应，而其所举黄、陈杀宋理由及“证据”又明显与事实不符，造谣之意十分明显。

第一，在应宅所获与刺宋相关证物中，没有一函一电一文，暗示或提及“陈其美”三字。倘若宋教仁真为陈其美唆使应夔丞杀害，这种情况如何解释？应宅也未搜出过刻有“陈其美”三字的六响手枪，更没有“各界大哗，均谓其美为主谋凶犯”的情况出现；即便搜出刻有“陈其美”三字的手枪，也不能证明陈其美就是主谋，此点前文已做分析。《国报》说国民党人软禁程德全，迫其销毁与国民党有关之证据，也不过是推测、捏造。其一，程德全曾专门于《申报》刊登声明，更正所谓在沪被软禁流言。[59]其二，应宅证物从搜查、登记到移交，均有租界捕房、国民党代表、政府代表共同参加，隐瞒或销毁证据毫无可能。其三，应宅所获文件确有一部分当时程德全等认为与刺宋无关而未予公布，这些文件至今仍然存留于北京市档案馆，其内容若全部公开，不但不能证明黄、陈与杀宋有关，反而对袁世凯政府极为不利。

第二，关于洪述祖、应夔丞、武士英的叙述完全与事实不符。从应宅搜获函电文件看，杀宋实际上造意于洪述祖，而后唆使应夔丞实施，与陈其美风马牛不相及。[60]除非能够证明陈、洪之间有密切关系。为此，陷害陈其美者不惜虚构洪、应都曾在陈手下任职的经历，将洪说成陈的死党。然而，如前所述，陈、洪二人根本就不相识，仅此一点即足以击破所有对陈其美主谋杀宋的攻击陷害。应夔丞虽然曾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科长，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就是陈其美死党。相反，陈其美被说成杀宋主谋，与应夔丞及其党徒的诬陷脱不了干系，此点在前文已有论述。至于说武士英刺宋后“久之，徜徉而去”，与情理、事实皆不相合。事实是，“凶手身材短小，著洋服，飞行而去”。[61]武士英引渡后，交由六十一团看管，也非黄、陈等人所安排，而是上海地方检察厅“以案关系重大，本厅管押恐致疏虞，又不能与已判决人犯同施监禁”，故不得已暂押于由程德全“所指定之六十一团”。[62]陈其美既然不是杀宋主谋，当然也就不存在杀武灭口之说。武士英为应夔丞所雇，倘若真是被毒杀的话，应夔丞党徒嫌疑反而更大。事实上，据《民主报》报道，法捕头卜看曾向王宠惠报告，说武士英被收押六七日后，“有应犯家人，以一药水瓶进于武犯，经看守巡捕察出，送人查验，果为极毒之药水，一瓶能杀百数十人，其性至烈”。[63]可见应夔丞党徒确曾有过杀武灭口图谋。此外，负责看管武士英的陈其蔚是浙江金华东阳人，而陈其美是浙江湖州吴兴人，陈其蔚“名姓似与英士为弟兄辈行，实非同族也”。[64]至于应夔丞宴请黄、陈，并说“钝初得志，吾辈无噉饭地”云云，显然是将应夔丞描绘成了国民党重要人物，但实际上应夔丞根本就不是国民党人。[65]

第三，所谓黄兴谋争总统，又与宋教仁争总理，以及陈其美图谋国务员位置等，均无实据。从宋教仁被刺前三个月开始，《亚细亚日报》等连续多日鼓吹由黄兴出任正式大总统，但从未见黄兴本人表明争总统之意。相反，黄兴与宋教仁私下运动黎元洪出任正式大总统，而由国民党人组阁掌握实权，倒确有其事。而后因遭黎元洪拒绝，黄、宋始改变策略，仍然支持袁任正式大总统。可见，黄兴争总统之说并非事实。按照黄远庸的说法，统一共和党并入国民党时，唯一的条件就是不争总统，从这点看，黄兴也不可能争总统，否则国民党将陷于分裂。至于由谁组阁，国民党内黄兴、宋教仁的确各有支持者，但这并非根本性分歧，正如黄远庸所云：“国民党中赞成黄内阁派，或有不赞成宋内阁者；赞成宋内阁派，若令大势集于黄君，则亦并无绝对排斥黄君之意，盖平心论之，国民党中固无如许激烈之内讧也。”[66]《国报》所谓国民党开会票举总理之事，从未见诸国民党方面之记载，事实上，国民党不大可能在孙中山缺席的情况下举行此种会议，宋教仁被刺之前，国民党也从未确定过组阁人选。退而言之，《国报》所言若为事实，那么，在宋教仁已经让出总理候选人位置的情况下，黄、陈何以还要将他杀死呢？这是说不通的。至于说陈其美为争国务员位置而杀宋，就更无道理。1912年唐绍仪组织同盟会内阁时，陈其美就被任命为工商总长，但他并未积极就任。彼时不愿为国务员，此时却为一国务员位置而杀害未必组阁的宋教仁，有是理乎？

结合雷震春给袁世凯的密呈，以及当时只有《国报》密集鼓噪所谓黄、陈杀宋这一事实来看，其背后极有可能就是应夔丞党徒依照雷震春和钱锡霖的主意而为之，目的是嫁祸于黄、陈，从而为把应夔丞由国民党势力影响下的上海移送至北京或湖北审判制造舆论，同时转移舆论对袁、赵的攻击。因为动机不纯，《国报》所谓黄、陈杀宋的种种“案情”和“证据”，极尽猜测、虚构之能事。

四 “宋案平议”之论调

宋教仁被刺后，由于国民党人认定袁、赵为幕后主使，双方关系日益紧张，特别是宋案证据公布后，谴责袁、赵之声铺天盖地。万国改良会会长丁义华曾出面调和双方关系，孙中山、黄兴为此于5月6日致电丁义华道：“宋案发现之翌日，北京政界众口同声，指为国民党员所杀，今果如何？”他们希望丁义华能“研究真象，发为正论”，“主持公理”。[67]电文中所谓“宋案发现之翌日”，是指应夔丞被捕次日，即3月25日。所谓“国民党员”，即指黄兴、陈其美，尤其是陈其美。如前所述，3月25日上海西文《文汇报》曾刊登北京电报，称：“京内官场之意见，均以宋教仁遇害，必为其同党之人所仇杀，盖宋近来曾力主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致为同党所忌。”[68]而由前述事实来看，袁世凯政府毫无疑问是所谓陈其美主谋杀宋的构陷者之一，雷震春给袁世凯的密呈就是明证。《国报》密集鼓噪所谓黄、陈主谋杀宋，也极有可能是袁世凯方面和应夔丞党徒共同所为，或者说是袁方与应方出于不同目的联手对国民党发起的一场舆论战。幸运的是，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档案中，有更为确实的政府试图将黄、陈说成杀宋主谋的证据，这就是一篇题名为《宋案平议》的手稿。该文极力反驳政府杀宋之说，提出宋案内幕应当“求之于政府以外之方面”，其首段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