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探讨联邦政府之前有必要研究各州的过去[1]（第20/21页）

[116]在我看来，中国似乎是以高度集权的行政为那些服从于它的人民提供社会福祉的最佳代表。一些旅行家告诉我中国人拥有安宁而无幸福，拥有产业而无进步，拥有稳定而无冲劲，拥有严格制度而无公共道德。在中国，社会总是运行良好，但其无法运行得更好。我认为，当中国对欧洲人开放，欧洲人将会在那里找到世界上存在的最完美的行政集权模式。

[117]在手稿的一侧：“≠路易斯建议把这段内容放在别处，但应当放在哪儿呢？≠”

[118]在空白处：“≠社会（秩序）（的一些小细节）通常被忽略，但简而言之，它们在社会中对人们来说是必要的保证，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

[119]一位有才华的作者在比较了美国的财政和法国的财政之后，证明智慧永远无法取代具体的事实知识，有理地指责美国城镇预算中存在的混乱。此外，在举例说明法国的一个省的预算编制之后，他补充道：“幸亏中央集权——一位伟人的令人赞美的创造，王国各地的地方预算，从小小的城镇预算到大城市的预算，才能够有章可循、有理有据。”（w.）当然，我也欣赏这一成果；但我发现大部分拥有完美财政制度的法国城镇，对其真正的利益一无所知并处于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麻木状态，以致那里的社会似乎更像是在生长而不是在生活；另外，我注意到在同样的美国城镇中，其预算虽未按照井然有序的章程或者统一的计划进行编制，但它的居民是开明的、积极的、有进取心的；我在那里注视的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这一景象令我感到吃惊；因为在我看来，一个好的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人民创造福祉，而不在于罔顾人民的疾苦而建立一定的秩序。因此我猜想是否可以把美国的城镇繁荣而财政混乱、法国的城镇穷困而预算制度完美的原因都归结为我所说的这个道理呢？无论如何，我不相信我所发现的善里面间杂着如此多的恶，我很容易相信恶能够被如此多的善所抵消。

w. 塞巴斯蒂安·L. 索尔尼尔，“美国财政新评论——对拉法叶侯爵发表的文章做出的回应”，《英国杂志》，1831年10月8日，第195至260页。关于这篇文章以及关于美国财政的内容，可参阅第345至350页的注解j。

[120]“共和国政府那令人钦佩的效用不是呈现出一个民族的行政的规律性、系统秩序，而是呈现出一幅生活画卷。自由可能无法像智能专制主义那样让国家的每一个机构都同样达到完美，但是它能够比智能专制主义创造更多产物。”（口袋笔记本3；YTC，BIIa；《旅程》，OC，V，第一册，第184页）

[121]其中一份草稿的原始版本是这样描述的：

然而，有些生活在专制制度之下的人民也拥有强烈的民族情绪，你发现他们为了拯救一个他们不拥有任何利益也不享有任何权利的国家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但在深入考察之后，你会发现；对他们来说，往往是宗教取代了爱国主义精神。

对他们来说，国家的存续、荣耀或者繁荣是一种宗教教义。而保卫他们的国家就等同于保卫他们所居住的这座圣城。

土耳其人从不参与处理社会事务。然而，只要他们认为苏丹的征服就是穆罕默德的宗教的胜利，他们就能够完成一些艰巨的任务。现在，这个宗教正在消失，他们仅存的只有专制，而他们也在衰败之中。

俄国人，甚至对其所占领的国土都不大感兴趣，是欧洲大陆上最勇猛的战士之一；为了摧毁敌人，他们能够毁坏自己的房屋和田地。但他捍卫的是他的神圣帝国，而当他为了他的国家而死，天堂之门为他而开，他得到了应得的奖励。

当专制政府指导的人民被宗教热情所转化时，专制政府会变得更强大。其团结的力量，非但不会损害社会力量，反而能够引导社会力量；处于这种状态之下的国家拥有自由国家的力量，却不拥有自由带来的不利因素。所有力量结合在一起，并朝着同一个方向奋进。它们的影响几乎是不可抗拒的……随后，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政府越强硬、越压迫，其就越能够完成更多伟大的事务；国家越不幸，它就越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保护其尚未占有的领土；这些人越不执着于生活，他们反而越能更好地守护它。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宗教人士以这种方式行事，他们越悲惨就越容易死亡……

孟德斯鸠认为专制制度拥有一种持久的力量，他赋予专制制度一种其不配拥有的荣誉。专制是一种在本质上就非常糟糕的东西，仅凭自身，它既不能创造任何东西也不能维续任何东西。它的威吓力仅能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

在仔细观察之后，你会发现使专制政府存续并发挥作用的是宗教，而不是威吓力；宗教是它们所利用的力量的原则，但并不存在于它们之中。当一个仍被奴役的国家不再具备宗教特性，就没有任何人类手段能够将它长期束缚在一起。

总而言之，我深信除了意志的自由联合之外，不存在持久的力量。因此，要运用这股力量保护社会，人类必须对这个世界或者对彼此感兴趣。（YTC，CVe，第55至57页）

托克维尔认为杰出的社会习性和知识习惯胜过法律，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认为孟德斯鸠提出的关于专制的观点是以大量的法律规范为基础的。作者似乎更关注孟德斯鸠设想的问题，而非孟德斯鸠就这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虽然如此，这并没有降低作者所撰写的《论法的精神》的影响力。但是，凯尔戈莱否认孟德斯鸠对他的朋友在体裁上造成的影响（“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文学作品研究”，《通信者52》（1861年）：第758至759页）：“我不会肯定地说托克维尔在他的文学生涯中从未遵循孟德斯鸠的写作模式。但它仅是一种比较次要的方式，未对他造成太过持久、太过有效的影响。”另外，凯尔戈莱承认帕斯卡尔、伏尔泰和拉·布吕耶尔对托克维尔造成的影响。关于孟德斯鸠的影响，参阅梅尔文·里希特的《现代性和其对自由造成的独特威胁：孟德斯鸠与托克维尔对非法统治的新形式的观点》，迈克尔·黑雷特与尤塔·霍夫肯编辑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民主政策》，巴登-巴登：诺莫斯，1981年，第362至398页）

[122]爱德华·德·托克维尔：“路易十四、彼得大帝、弗雷德里克、波拿巴怎么没有赋予他们的国家以强大的力量？而对于他们而言，什么成为意志的自由联合？”（YTC，CIIIb，第二册，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