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精彩地活下去（第9/10页）

管理人员以一副冷嘲热讽的态度看着这位发怒的老将军：“搬不走，我们宁愿炸掉！”

杨森被气昏了头，愤然拂袖而去。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或者说县官不如现管，作战在即，杨森毫无办法。

因为这些小人兼官僚的敷衍塞责，日军在追击过程中得以缴获大量武器，甚至他们身上穿的棉衣都是从仓库里抢来的。

后来杨森回重庆，曾在蒋介石面前告了御状。蒋介石听了也非常生气，遂下一道手令，要求今后凡在战区之内，当地的一切事宜，都须听从最高军事长官的节制。

日军追到独山，杨森又率第二十军前去守卫黎明关。

黎明关乃贵州西南屏障，有“黔南第一关”之称。关卡用石块砌成，建有高达三米多的石头关墙，每隔一米有一个垛口，山上还有炮位和机关枪阵地，在关卡之下，仅有一条山间小路可以通行，两侧皆为悬崖陡壁，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在黎明关，杨森和第二十军又碰到了他们的老对手——第3师团。即便在修仁之战中，面对天险，第3师团还可以选择绕道而行，但黎明关两侧皆为连绵不断的石山，无法进行迂回包围，正面突破是进攻的唯一方式。

第二十军将重机枪和轻机枪集中使用，从各个方向对山间小路上的日军进行纵射和背射，同时以迫击炮辅助轰击。

第3师团在黎明关遭受了惨重伤亡，仅仅一个先头大队里面，中队长便全部负伤或被击毙，有的中队军官都被打光了，只得临时由曹长充任中队长，黎明关前的青苔路上，横七竖八，躺满了日本兵的尸体。

第3师团在战史中承认，第二十军在黎明关的阻击“异常顽强”，战况进展因此极为困难，由于需要往后运送的死伤者太多，连部队驮马都得不到替换。

这时的第二十军虽仍为一军，但实际战斗力不及鼎盛期的一团，又未进行过休整，实在是硬撑着打仗，经过三天两夜的激战，最终还是撤出了黎明关。

杨森且战且退，苦苦支撑，天天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盼着援军到来。

在等待援军的那些天，杨森度日如年，经历了他从军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日子，他甚至已横下一条心，准备与阵地共存亡。

十天之后，孙元良军到达，这是长衡会战以来，杨森所看到的建制最为完整的部队。

1944年12月2日，日军的一个大队穿着从仓库中缴获的军棉大衣，混入并占领了独山。

消息传出，重庆人心动摇，英美盟国都提出了撤侨动议，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中将也向蒋介石建议，必要时，不惜将远征军全部调回，用以保卫陪都。

整个抗战形势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蒋介石忍不住发出慨叹：“1944年是中国方面长期抗战最坏的一年。”

最难熬的时刻，往往却会给走向另一个方向提供支点，因为日军补给能力已经支撑不住他们的进军速度。

冈村老谋深算，他知道迟早会遭遇这样那样的困境，所以才要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消灭对方有生力量。

横山勇自恃勇猛，以为占据桂柳乃大功一件，他没有意识到，地盘多了有时候就是包袱，起码你得分兵占领啊，此外，在统治尚未稳定之前，还得消耗粮饷，除非——你能一鼓作气，把重庆拿下。

事实上，别说到重庆，单在贵州境内日军已显得力不从心。攻击黎明关时，第3师团的一线部队连联队本部都无一粒粮食，士兵迫不得已，只能摘果园里刚成熟的香蕉充饥，或者四处搜掠，后方的粮饷根本供应不上。

贵州境内全是山地作战，到处都需攀岩涉水，再吃不饱肚皮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攻占独山之前，横山勇要第3师团长山本提供中国守军的动向，山本在复电中直接了当：“敌军动向无需特别介意，倒是给养问题需要充分考虑。”

给养成了日军最大的短板，而这是冈村出兵之前就预料到的，如果没有横山勇和他那些忠实拥泵们插一杠子，他有理由认为自己在桂柳会战中的表现会更完美。

这一笔账一直留到了后来冈村担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横山勇被调职当然是意料之中的事，那些紧跟横山勇、拒不服从冈村命令的人也一个个倒了血霉，第3、第13师团的师团长、参谋长无一幸免，全被调职，几乎是来了个大换血，其他师团虽然也有调动的例子，但没有一个做得如此彻底。

以日军占领独山为标志，之后中方开始加大反击力度。

利用前线抵抗所争取到的时间，从桂柳会战开始就着手组织的抗击兵团逐步成形，蒋介石将各大战区可以利用的精兵几乎全部投入到了贵州。

孙元良军只是第一个，接下来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完整兵团，计有8个军20个师，其中还包括美械部队，而日军自占领桂柳以后，兵力分散，已难以像会战开始时那样集结重量级部队。

自1944年12月3日起，日军发现对手很多并非第四战区的败退部队，而是增援来的精锐，其武器装备及作战能力均属甲级水准。

让他们更为惊讶的是，其中有些部队的士兵已手持冲锋枪那样的自动火器，原来的木柄手榴弹换成了瞬发信管的美制手榴弹，战斗动作上也表现得非常机智敏捷。日军由此判断，这是一些经过严格训练的美械军。

这些变化很快就从战场效果上反映出来，第3师团一名大佐联队长差一点被炸死，甩在他身边的就是一颗美制迫击炮弹。

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是狂妄自大的横山勇也知道得赶紧撤了，因此12月3日当天就向进入贵州境内的第3、第13师团下达了“反转令”。

据说当时有一些不晓事的军官，还给师团送上申请，说是如果后方供养断绝，他们可自行解决，反正一定要学习军司令官和师团长“独断”的英勇行为，不惜代价往前挺进，至少占个贵阳，扬扬威风再说。

师团长们啼笑皆非，赶紧派参谋去给这些“特二军官”做说服工作，好歹劝服才罢。

抗击兵团在兵团司令汤恩伯的指挥下，乘势发起反攻。

要么死，要么精彩地活下去，趁此机会，杨森也重整残部，一同请缨。

这次随杨森出战的是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和重庆警卫军。重庆警卫军系刚刚成立，别看帽子很大，实际从未在一线打过仗。军长到了前线就尿裤子，哭着对杨森说：“我不是不肯上去打，就怕一打部队会四散溃逃，反而影响大家的士气。”

杨森从来见不得在战场上哭鼻子的怂人，于是就把警卫军调离前线，命第二十军和第二十六军协同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