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是关还是开（第7/14页）

却说刘文辉退到西康后，经济极为困难，早已是穷途末路。他的部队仅能够勉强果腹，士兵衣不蔽体，跟叫花子差不多，虽然旧部中陆续来投的军官很多，但都只能暂时收容，连工资都发不出。

为了能向刘湘多要一点粮饷，刘文辉经常进行内部编制调整，一会扩团为旅，一会扩旅为师，可是扩来扩去，实际兵力尚不足两万。也就是说，现在的刘文辉比落魄时期的杨森还要可怜。

因为天高皇帝远，刘文辉没能参加“六部围攻”，这倒让他避免了损失，内心颇感庆幸。然而很快，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并且一直盘旋于黔西北，大有杀入西康的模样，这让刘文辉又心惊肉跳了起来。

我都躲到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了，还有人惦记，这真是不让人活了。

此时的刘文辉两手空空，那什么诸葛的脑子，哪吒的风火轮，菩萨的法力，还有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他都恨不得有人能借给它，那样就不怕红军了，可惜全没有。

刘文辉已退无可退，但也不可能兵来将挡水来走先，一遁了事。他能做的，至多是掩耳盗铃，严密封锁消息，以免动摇军心。

其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一度回师贵州，作进攻贵阳之势，刘文辉及其部下又产生了幻想：红军应该不会再来跟我们挤这么个不毛之地了吧？

一番揣测推敲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红军要入西康，必经金沙江至大渡河。那是半个多世纪前石达开所走的线路，沿途山路崎岖，人烟稀少，并不利于大兵团运动，石达开的兵败覆灭，即与此地理相关，红军哪里会再钻这个牛角尖。

可红军的出现，就是要改写历史，趁滇军开赴贵州救急，毛泽东突然一个回马枪，又杀回了云南。

“四渡赤水”被毛泽东本人认为是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应该说不是笔笔都那么顺利，但最后调开滇军这一笔，确实很漂亮。

接下来，他要重走石达开的老路，不是走向覆灭，而是走向胜利。

除了认为红军不敢走“石达开线路”外，刘文辉先前抱有侥幸心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薛岳的“中央军”一直紧紧跟在红军后面。

他也对此做过预案，即假如红军真的奔西康来了，他得堵，当然能否保住他的地盘，并不取决于此——中央红军的力量尽管不如长征前强大，可要扫平西康这点部队，还是游刃有余的。

刘文辉全部的希望，其实都寄托于两点，即红军在“石达开线路”上自生自灭，以及薛岳早点赶到。

替刘文辉驻守金沙江的，是他的侄子、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

说是要守金沙江，刘元璋却一反常态，他在金沙江沿岸只布置了两个团，其余兵力都设于后面的会理、德昌、西昌等三线。

刘元璋的分析倒也不是没有道理，他说金沙江的江防线和嘉陵江一样漫长，不易防守，若被红军突破一点，便会全线崩溃。因此，守江不如守城，守面不如守点。

刘元璋的出发点跟刘文辉差不多，就是将兵力全部集中于县城，只要守住几天，等薛岳一到，红军自然就离去。

此外，三线分配的兵力也不同，基本表现为前轻后重，前面兵力少，越往后面兵力越多。

刘元璋对此自鸣得意，他的参谋长告诉别人，这是为了“麻”内行：红军打仗内行，通过这种摆法，可以给红军造成一种城内守军越来越强的印象，那样红军就不会拼命攻城了。

从后往前数，刘元璋亲率两个旅驻于西昌；德昌有一团一营；到了会理，就仅有一个团；再到金沙江沿线，总共就两个团，却承包了所有江岸。

如此排兵布阵，最痛苦的莫过于一线将领，即刘文辉的另一个侄子刘元塘。

区区两个团，怎么分都不够摊，只能重点设防。有的地方认为红军必过，就多放点兵，有的地方一看就知道红军不会光顾，便少放点兵，或干脆用其他代替。

哪里是红军必不会考虑的呢？

刘元塘得出的结论是，通安渡口。

通安渡口是川滇两省的正道，云南入四川，或者四川进云南，都是从通安渡金沙江。按常理，通安才是守军设防重点，但刘元塘偏偏不这样想。

红军擅长避实击虚，绝不会碰硬钉子，而且既是正道，薛岳也一准会奔此而来。两两相加，说明红军反而不会把通安选作强渡地点。

岷江大战时，刘元塘曾嚷嚷过要扮演“川南红军总司令”，如今他又站在红军的角度来了个逆向思维。

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他都有些佩服自个儿了：川军战将要都有我这么聪明，那能避免多少悲剧啊！

于是，通安就成了刘元塘最节省兵力的地方，他一个兵都没放，只是将此地防务交由通安的江防大队负责。

这是刘元塘另一个自认为精巧的构思：江防大队从大队长到队丁，全都是通安人，在通安闭着眼睛都能走路。一旦觉察到江岸对面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便可向离通安十几里外的一个营报告，到时该营紧急赶来通安堵截，也完全来得及。

像刘元塘这样的粗人，能考虑得如此周密，也实在不容易。可惜的是，人生无剧本，它往往就像打发乞丐一样，你要钱，它偏给你饭，你要饭，他偏给你钱。

刘元塘想要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江防大队长，最后得到的，却是一个很二的角色——岂止是二，还是二的平方。此君不知道红军有多厉害，接到命令，说要封锁渡口并检查行人，还以为捡到了发财机会，那个乐啊。

他把南岸所有渡船都拉到北岸，只留下一条船在南岸，干什么？做生意。

有人要渡江，每位收费一元，客商则要加收半元，连抬滑竿的轿夫和邮差都照收不误。

到了“四渡赤水”后期，刘文辉、刘元塘等人惶惶不可终日，江防大队长却是数钱数到手软：在战争的压力下，过境民众剧增，生意火爆。

摆渡生意好，寄宿生意也水涨船高，通安的客店、茶馆乃至于烟馆里都住满了人。

这些寄宿客人，除了商人、行人、路人，还有红军！

刘元塘以为红军不会强渡通安，然而人家看中的，恰恰就是通安，而且用不着强渡，巧渡即可。

红军一人付了一元，坐着江防大队的渡船就过来了。

1935年5月3日，在刘伯承的指挥下，先期潜入的红军侦察组发起突袭，江防大队不战而溃，利用搜得的七艘渡船，干部团率先渡江。

与干部团交手后，那个协防的营被打到伤亡过半，只得退往通安后方。

刘元塘在会理接到电话，他预料江上渡船不多，红军大部队不可能一下子全渡过来，已渡江的必然只是少数先遣部队，因此立即率会理城内所有的部队驰援，想把红军迫回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