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第6/14页)
看看大家都没言语,他奋笔在议状空当中填上张邦昌的名字,又在署名的前列处写上臣左司员外郎宋齐愈敬推太宰张为帝一行恭楷。接着王、徐、吴、莫以及事前联系好的官儿们都签上了名,疏疏朗朗的只不过数十行。这时范琼带着甲士们冲入会场,肆行威胁。王时雍再一次宣布今日不签名的一律关在省内不得饮食,不许寝眠,要签了名,才可放回家中。
生平名节与一时饥寒居然放在同一个天平秤上衡量。待到深夜,许多人实在熬不住了,看看大势已去,委委曲曲、含羞忍愧地签上了自己的官衔和大名,只是省去“推某某为帝”几个字。其实效果还是一样的。这场会议一直开到天明才告结束。王、吴等高高兴兴地卷起议状,走马出城,前去领赏。这一天被发遣的只有寇庠、高世彬二人。
其他各场所的情况大致相同,凡是受到特邀的代表一般都肯唯唯诺诺地签上了名,只有西垛楼的会场中出了一点毛病,有一批漏网之鱼的太学生临时哄议:“某等所见,意殆不然。”不过他们签不签名都无关宏旨。士庶僧道耆宿随便抓一把,或者杜撰几千个名字签上都可以,不比百官一定要亲笔签名。
议状送入金营,回文很快来了。三天后吴幵、莫俦赍到军前牒:据文武百官耆老僧道士庶军人申,乞立张相国治国事,已申本国大皇帝许册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准三月初七行废立事,张邦昌即皇帝位。
从字面上解释,张邦昌是由宋朝官民提名,大金皇帝接受众议,许立为帝。中间还要经过军前二帅的申报手续,来回至少也得一个多月时间,三天内如何便得回文?无奈此时金人掳掠已足,眼见得东京城已像一块压扁的豆饼,没有多少油水可以挤了。急于要回去庆功分赃,而张邦昌的那些佐命元勋也急于要把新主子推上宝座,自己好加官进禄。双方一凑,把张邦昌即位之期定得这样仓促,也顾不到在表面上的自圆其说了。此外,还有一个老大脱榫处,金军扶立张邦昌后,就要带着战利品与俘囚全师北撤。二帅及刘彦宗说过几次,要张氏君臣谋自立之道。而张邦昌立国全靠金朝的兵力,如果失去这座后台,他们可以使用的兵力只有范琼手下数千人。现在不说别的,单是在相州的康王赵构手下已结集了十万兵力,两眼睁睁地看着东京城,金军对他也没奈何。要凭范琼之众与他抗衡,岂非梦呓。明知道这些摆在眼前的危机,唯恐做不成佐命元勋,他们抢在前面,就是做一天皇帝、做一天佐命元勋也好。谋近利者无远忧,他们即使在考虑自己的利益时,也是十分短视的。
他们就是在这样危机四伏中关起城门,掩蔽双目,欢天喜地准备开锣大吉。
5
许多官员把自己姓名签在议状上愿拥立张邦昌的同时,也有些官员庸中佼佼、铁中铮铮,既不愿签名,也不愿拥戴,他们反而烧冷灶,表示了忠于宋朝、忠于赵氏一姓的立场。
青城请臣得到消息比城内百官还早两天。留守孙傅、副留守张叔夜去到军营的当夜就有人来说降。第二天粘罕亲自出马,接见张叔夜道:“孙傅不肯立异姓,已为我大金所杀。公年老大,家族繁盛,岂可与孙傅同死?你写一份愿立张邦昌为主的文字,宰相可致。”
张叔夜一听到张邦昌的名字,就一口唾沫吐在厚厚的地毯上,左右喝止,粘罕再次温言劝告。张叔夜慨然道:“叔夜累世荷国厚恩,誓与国家同存亡,实不愿立异姓。”
张叔夜乃国初大臣侍中徐国公张耆之后,累世簪缨,所谓是“故家乔木”。他刚入金营,就知刘鞈殉节之事,叹息道:“刘仲偃已先我一步走了,负此良友,九泉下如何相见?”
不过他当时没有死,后来随渊圣北狩,途次原宋辽接界处的白沟河,在张叔夜心目中,过此一步再死就不是死在大宋的国土上了,当即扼吭而死。他也实践了渊圣第一次蒙尘时与刘鞈一起立下的“主辱臣死,与子同归”的庄严誓言。
孙傅并未被杀,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二帅上书,乞存宋朝,乞存渊圣,乞存赵氏。渊圣既废以后,他又上书乞立太子,前后共上书九次。围城之役,孙傅与何一样相信那个神道作法的老兵郭京到了痴迷的程度,最后导致了东京的沦陷。他自知误国有罪,现在是蓄意存赵,意图赎罪补过。
渊圣第二次蒙尘,出城前以太子监国,命孙傅为留守,执手托付道:“朕此行吉凶难卜,以太子与宗社托公,公好自辅之。”
“臣敢不尽心辅佐太子,事有蹉跎,继之以死,决不负陛下之托。”
这两句对话,犹在耳际萦绕,事势已变,金人要索朱皇后、太子出城,他身负师保之重,何况自己的名字是一个“傅”字,对太子的安全负有全责。当时宗社国家太上皇官家都保不住了,唯独一个太子,他还想死死保住,自己想不出办法,只好问计于吴革。
吴革料事屡中,孙傅知道他有文武才略,对他十分器重。只是吴革多次建议,孙傅都不能用,不是不想用而是不敢用。譬如病危之人,非用重剂劫药不足挽救,医生开了方子,病家迟疑低回,唯恐一剂而死,不敢服用,这是所有庸懦迟缓的病家的通病,他们宁愿慢慢地去就必死,而不愿冒一下险以求万一的生存。
当时吴革提出一个大胆建议,派人去找一个与太子年龄相当的男孩,今夜密送入宫内。此事要留守出力。明日虏人要索皇后太子出城,皇后抱着假太子,车驾经朱雀门时,老百姓鼓噪拦住不放,定要留下太子,与奸党纷争起来,乘乱中把假太子推堕车下,让奸党们舆尸出城。此事义士何宏、李宝辈足以了之。不过皇后掩袂痛哭,要装得逼真。这里仍以赈饥救乏为名,团结忠义之士,结成队伍。太子微服居中,溃围而出,再作后图。突围之事,吴某身自任之。此计大妙,只不知留守敢不敢行此公孙杵臼、程婴之事?
吴革用的激将法,孙傅一时感动,慨然允诺,并愿身任公孙杵臼,明日保假太子出城,不惜殒身碎骨,以坚敌人之信。及至吴革把假太子找来,他去大内,看到内监邓珪关防严密,皇后太子居室都有人穿梭似的往来,假太子又不争气,在他怀中连声啼哭,他无隙可乘,只得废然而返,一条好计,又成画饼。
补过赎罪不能单凭主观愿望,还得有一定的胆魄能力。坐而论的宰相一般都缺少立而行的能力。孙傅既拿不出其他办法,最后只有向金人乞哀之一途。在那一段时期中,宋朝的官员,还有一些太学生、老百姓对金人存在幻想,认为国家大事凭他们写几封哀求信,磕几个响头,就会得到金人的怜悯,斡转乾坤。有的人明知金人冷酷,哀求不成,可能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还要去撞一撞。他们倒不缺少杀身成仁的勇气,只要青史中为他留下一个存赵殉节的美名。其志可悯,其事可耻,其实是愚莫及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