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第8/14页）

去年五月，秦桧曾假礼部侍郎的头衔充割地使，到过燕京，虽未见到斡离不，却与左监军完颜挞懒搭上了关系，自从完颜兀术在朝廷的地位受挫以来，挞懒逐渐有取而代之之势，成为燕京的显要人物。当时金宋关系微妙，一方面金是战胜者，另一方面宋在传统上，在部分女真贵族的心目中仍是个上国，宋朝臣子只要见他们时，一般都受到相当的优礼。此时吴幵在军营见到刘彦宗时，刘彦宗还提到此事，并说挞懒监军曾问秦中丞安否。可见他是被金人器重的人物。

秦桧为人机深虑密，做事很有手段。往往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有所得。吴幵、莫俦、李回都很佩服他，往往自叹勿如。渊圣蒙尘前，秦桧以出使有功已官拜御史中丞，中丞是御史台的长官，《会要》明文规定，它的班行在开封府尹以上，也算是朝廷大员。狐群狗党之间，也有钩心斗角，王、徐妒忌吴、莫接近金朝的上层分子，处处要排斥他们，吴、莫也恨自己手中没有实力，很想把秦桧拉出来，与王、徐抗衡。此事已请示过刘彦宗，刘彦宗深表赞同。只是秦桧本人自高身价，虽经一再劝驾，犹是迟疑不出。惹得吴、莫性急起来，对外扬言：“会之不出，其奈东京的一城生灵何？”希望以此形成一股压力压迫秦桧出山。

这时拥护废赵立张的人，表面一套理由都要说到是为东京百万生灵，至于对内，那当然另有一番说辞了。吴、莫与秦桧有着特殊关系，私相过从，可以直入闺阁，与秦桧的老婆王氏无所不谈。此番他们前来劝驾，也不需要转弯抹角，直截了当地就说：赵氏之废，乃大势所趋，无人能够挽回，如再抱残守缺，身家之祸立见。再则，二太子对会之深为器重，屡问安否。会之如倾心新朝，必中宰辅之选，岂王时雍、徐秉哲辈只供役使的鹰犬可比？说到后来，情乎见词：“咱们这位老弟台，犹犹豫豫，坐失时机。全仗夫人的枕边灵。只怕夫人的话，他还肯听。”

在秦桧多年熏陶下，痴婆子王氏这时也大有长进了。她虽百分之百地赞成吴、莫之言，却懂得丈夫自高身价，不肯贱卖，含有与金人讨价还价的意思，她假意儿地回答：“会之沉默，在家绝口不言朝端之事，奴家几番开口，都吃他挡住。莫非故主情深，尚有眷恋之情？两位大哥倒要多多开导他才是。”

秦桧确实机深虑密。集议拥戴张邦昌的那个会议，他先是答应吴幵一准参加，临时又告病请假不出，徐秉哲知道他与吴、莫的关系，不敢相逼，把他放过门了。倒是吴幵在秘书省横等不来，竖等不至，唯恐受到刘彦宗的责难，搔头抓耳的十分着急。临到签名之时，他说声：“会之今日果然疾重，下官就代他签了。”奋笔写上御史中丞秦桧的职衔姓名。忽听得台下御史台一角有人窃窃私语。吴幵低回一下，重新执笔在秦桧的名下赘上两个小字“告病”。是告病请假不能出席会议无法签名，还是告病，请人代签，含含混混，没有说清楚。这真可说是“掩耳盗铃”了。

王氏在家也急起来，唯恐架子拿得太大，做作过甚，会引起不测之祸。一切自高身价的人都要在软硬之间进行平衡，太软就达不到目的，太硬又怕绷了，只有强悍者才敢把架子搭到十足的程度。王氏胆量有限，她把一件紫袍刷了一刷，掸了又掸，看看丈夫尚无动静，就低声提醒他道：“如今已交巳正，那会也开得一半了。官人不去，他那里岂不要见怪？”

秦桧匆忙发怒，从王氏手中抢过紫袍摔在地上，踏了几脚，骂道：“俺出不出去，自有主张，何干你痴婆子之事？”

结婚不久，秦桧就把这个雅号加在王氏头上。不过当时二人的地位悬殊，在家庭之中，秦桧要仰妻家鼻息之处甚多，只好骂在心里，不敢骂到口里。

在这三四年中，秦桧时来运转，仕途得意，扶摇直上，把两个舅兄撇得老远，而王氏的所谓宰相门第声光早掩，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再自称相公门生、侯门故吏，过年过节到太夫人处去请安，到童贯的头颅被割以后，就是阉相的这座后台也已倒坍。现在不再是秦桧要求舅爷照拂，反而是两位舅爷要上妹夫的门、嘘寒问暖一番，看看有什么机会，可以讨个优差，或者不得已让妹夫写封介绍信去伺候吴承旨、莫学士，多少也有一点便宜可讨。故相子孙，落到这一步，他们心里也自委屈，常要叹气咒骂时运不济，世风不古。

可是秦桧绝不相信有时运一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两个整天醇酒妇人，天下哪有这么多的好官，让他们不劳而获。他自己在吴幵、莫俦身上种瓜种豆取得的一些交情，决不轻易用在舅兄身上。亲友之间骂他一声刻薄寡恩、忘恩负义，又怕什么。当他决心要做什么，决心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天下人一起骂他也不在乎，何况这一对尸居余气的软鼻涕的舅爷！

家庭的地位颠倒了，现在不再是他的一方的“齐大非偶”，而是她的一方的“屈体相就”了，因此骂她几声“痴婆子”又打什么紧。开始时，她也泼撒无赖地闹过一阵，上过两次吊，绝食一旬，关起房门，不让秦桧进去过夜。秦桧通不睬她，以后反而是她自己憋不住，亲自秉烛到书房来延请他。在家庭争执中，秦桧占了上风，慢慢地“痴婆子”就成为家常便饭，一天要出现几次。有时王氏也会撒娇地说：“官人成天在外也不想着痴婆子在家守候你，挑灯每到天明。”或者说：“丈夫恁地狠毒，俺痴婆子的心好痴啊！”

从此痴婆子一称在家里取得公开的身份，不但是恶骂，还成为美称和自称，这一过程反映了秦桧不简单的仕途经历。

宣和六年、宣和七年间，秦桧内恃大内都押班张迪的奥援，外有当朝大臣王黼、李邦彦、白时中等人的照顾，声名鹊起，都夸他非池中之物，却因他在太学中的工作做得太细微、太到家了，朝廷竟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者，未能开缺，秦桧还得等待机会。幸喜靖康改元，权相李邦彦谋和，又不便自己出面主张。秦桧别开生面地上了一道《兵机四事疏》，说金人诡诈不可信，守御不可缓，金使不可馆于城内，俨然都是主战的言论，其重点却是金人开了条件来，乞集百官详议，择其当者，载入誓书。渊圣听了他前面三条，连后面一条也依议了，议和之事才得公开举行。秦桧立了头功，才得跳出黉门庠序之地，擢为兵部职方员外郎。不久张邦昌派往金方议和，请求以秦桧“勾当公干”，就是要当他的机要秘书。秦桧熟知张邦昌之为人，胆子最小，走到屋檐下也要双手捧住头，唯恐屋瓦掉下来，但野心甚大，岸无涯涘。跟这种人同事不会有好结果，当即抗旨辞免，说：“邦昌此行，专为割地，与臣初议矛盾，失臣本心。”好个坚持原则的人，不过另一次借他以礼部侍郎的头衔奉使入燕商议割地之事，他倒同意了，议定了许多割地的具体事项。他忽左忽右，忽反对赂敌，忽奉使议割，忽主战，忽主和，行动往往出人意表。他的真正意图不要说一般舆论，至交吴幵、莫俦、李回，甚至连老婆王氏也摸不清楚、猜不透，只有他自己明白。依靠这样的行径，他果然跃居显要。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从员外郎迁殿中侍御史，拜左司谏，直到御史中丞之官。这还不能使他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