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第7/9页）

这时殿上殿下的人都听到上面的应对，所有在座之人，都在北迁之列，他们倒也没有幸免之想。因为事前萧庆已跟他们说过几次，只是斡离不又把北迁之人分为两大类，何、孙傅列入误国一类，不免难堪，但此时此地要提任何抗议都是不可能的。他们只好把这句考语，火辣辣地吞进肚里，好像吞进一个火药包。

坐在殿外优待席上的秦桧夫妻也听到这句考语。王氏悄悄地拉了秦桧一把，得间耳语道：“既然二太子说丈夫孤忠耿耿，何不就此上席去求他把俺夫妻留下，免此一行，岂不甚好？”

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秦桧忽在大庭广众之间听见他的命运的最高裁判者这句考语，不禁心里怦怦然，不过还强自制止，不露于表面。王氏的这个愚蠢的建议却把他惹恼了，他轻声斥责道：“痴婆子你懂得什么？难道现刻再去求情，说俺愿为新朝效死？这样岂不让他贱视了，只会把俺发遣得更远，永为望乡之鬼。”

这时倒真有个“痴婆子”上去为家属求情。坐在太上皇后面一席的郑皇后忽然离开席面，款款走上前去，向粘罕、斡离不二人福了两福，开口说道：“臣妾得罪上国，自合随上皇北迁，死而无怨。只是臣妾之父郑绅，一向安分，不敢预问朝政，更兼年事已高，两腿病废，不良于行，敢请留下。如荷赦免不遣，拜荷国相太子大德。”

郑皇后年近四十，又在愁悴之中，她却别有一种养生之道，除了干涉太上皇的外遇以外，什么事情都不能使她动心，或者多动动脑筋。她的一生似乎只有这样一个专职。而太上皇迁宫以来，她的敌手只剩下赵元奴一人，这方面的脑筋也花得少了，因此长期保持了丰满富态的体态。今天奉令稍加装饰，已恢复过去的雅丽美容，更兼她进退有法，言辞典雅，说来楚楚动听。粘罕、斡离不相互看了一眼，都表示了默许的意思，粘罕马上吩咐萧庆道：“且把郑绅一家留下，待与郑皇后辞别了，放他回城去。”

宋朝的两代皇帝，无论老的还是小的，都已尸居余气，生机全无。碰到事情都要与亲信商量商量，考虑半日，才敢做出决定。他们的口头禅“且待商量”“却又理会”，实际上是推迟决定的缓兵之计。怎比得粘罕他们，说可则可，说不可则不可，俄顷之间就做出决定，毫不拖泥带水。一方面的统治者文而老化，另一方面则是质而年轻。两国兴亡之机，在这里可看到一点端倪。

粘罕回答得这样爽快，郑皇后喜出望外，不禁跪下来，向二人拜了两拜。

人事处分已毕，斡离不又问道：“大军即将北撤，二公等也将于旬日内上路。长途跋涉，衣服需要之物不可少。行装可曾打点？”

这一次却是渊圣自己回答：“前来萧太师说了北迁之事，某即以笔札付王时雍、徐秉哲，嘱于左藏库内支三千贯为某父子治行。不意王、徐以无钱见告，一文不名。因此行装之事尚无着落。”

三天前，渊圣让内侍刘当时送给王时雍、徐秉哲一纸他亲笔书写的御札：“社稷山河，素为大臣所误，今日使我父子离散，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见以治行，缺少衣服衾具及厨中所用什物，烦于左藏库内支钱三千贯收买，津迁至此。不求华腆，但能敷用即可。早晚成行，希勉事新君，无念旧主。桓（渊圣名）上王、徐二公。”这样一封措辞迁就的告贷书竟不能打动王、徐之心。据刘当时回来说，二人当时看了御札就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后来他去催促，徐秉哲竟说左藏库匮乏，无现钱可支。王时雍回答得更加气人，他说即使有钱，未得楚帝御批也未便见付。渊圣一向是个好脾气的，难得对人动怒，这次听了刘当时的汇报，兀自气恼，今日得机，便在斡离不面前告他一状。

斡离不听了也觉得气愤，他不顾王、徐二人都坐在相当高的席位上，开口骂道：“王、徐二人在宋朝职位不低，旧朝初废，如何转背之间，就忘了故主之恩？此等负义之人，不知公等当初何故便以国家相付？可知今日之祸，乃是自取。”

王、徐二人是当前伪朝红得发紫的人，如果渊圣与斡离不的地位平等，他也可反唇相讥：公既知我们为负义小人，如何又让刘彦宗、萧庆重用我们，权倾一时？

统治者受匪人蒙蔽，倚若心膂，视为心腹，这种情况历史上固然有，但并不太多。多数的情况是他也看得出这个人很成问题，但要利用他的能力，盲目自信，在自己控制下使用他，不怕他出什么花样。另一种情况是，明知其人心术不端，但形格势禁，已形成一种非让他在台上不可的已成事实，统治者即使心中反感，也没有把他撵下去的自由。以上两种情况虽有主被动之分，但听任坏人当道，为他本人及其政权造成损失，其结果则相同。

这种复杂高深的用人哲学，渊圣要在他失国、失去了用人的自由选择权以后才有所体会。在他在位期间，也是糊里糊涂地把这些人放到重要的位置上了。这说明了另外的一条政治原则，叫作“当局者迷”。

5

打球以后，斡离不与粘罕彼此达成默契，今日之会，目的在于示惠宋人，要给这批君臣俘囚一点温暖感，相戒不要以语言或声色迫人，失去怀柔的本意。

在粘罕这方面，今天还准备了一个特别节目，在演出以前必须严加保密——连斡离不也不让知道，才能取得出人意料的戏剧性的效果。他一直在寻求适当的时机，所以平日虽然说话最多，今日却一直保持沉默，让斡离不独自主持宴会。

直到斡离不斥骂王、徐，批评渊圣任用佥壬以致亡国的时候，粘罕忍耐不住了，才插上来说：“要说到任用小人，误国祸家，此公尤胜于少帝。”他指着太上皇，通过通事翻译成汉语道，“当年若非公任用王黼、童贯等挑起边衅，破约败盟，得罪了我大金，怎有今日之祸？”

挑衅败盟者反而指责别人挑衅败盟，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粘罕这段话在金人的文告中、外交使节的责难中已经重复过百十次，早成为令人耳朵生茧的老生常谈。现在粘罕又翻出这本老账来责难太上皇，太上皇悚然从座位上站起来，文不对题地回答了一句：“敢不如命。”

其实这是一句删繁就简的答词，把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补足，他的意思是：“国相所责甚是，某已甘心服罪，刀锯斧钺，唯国相所命，敢不如命。”

有人受到敌方的惩罚，甚至被处极判，他肉体上已无法反抗，但精神上并不屈服，不承认自己是错误的，有罪可罚，更不承认对方有权惩罚自己。但是宋朝的这批皇室贵族，都是一群未老先衰的阘茸货，他们的精神支柱早已垮台，在他们身上已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失败者的傲气。今日一宴中，无论郑皇后的求免家属北迁，向敌酋叩头谢恩，无论渊圣的诉求告状，借手敌人发泄气愤，无论太上皇的“敢不如命”，都是这种精神崩溃的表现。